2020年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逾2.6亿，成为全球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1]。人口快速老龄化并非是人口结构的简单变化，老年人群各类疾病发病率增加的同时还给社会照护系统带来了极大负担。“健康老龄化”已成为健康中国战略的核心议题^[2]，其强调“预防为先、综合施策”的原则，旨在推动老年健康服务从疾病治疗向全周期健康管理转型^[3]，从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减少患病风险^[4-5]。

体重过高与过低均被视为体重异常，其可引发高血压^[6-7]、2型糖尿病^[8-9]、心血管疾病^[10-11]、癌症^[12-13]等一系列疾病，显著缩短人类寿命。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体重偏低老年人口占比为7.3%，而超重/肥胖率已达62.5%，这种“双峰分布”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显著^[14]。老年人体重异常具有独特的生物学特性，肌肉衰减症（sarcopenia）与内脏脂肪堆积往往并存。作为可干预的慢性病危险因素，老年人体重管理研究也从单一维度指标逐步向多维度整合趋势转变^[15]。研究指出，心肺功能、肌肉力量等体质要素与代谢健康的关联强度为体质量指数（BMI）的2～3倍^[16]。这种体质-体成分的交互作用机制，特别是性别差异的表现特征，尚未在亚洲老年人群中得到充分阐释。针对这一现状，本研究基于中国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数据，分析不同等级的体质指标与低体重、超重和肥胖之间的关联，深入探讨我国老年人体质水平与体重之间的关系，以期为老年人健康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数据库，数据采集时间为2020年8—11月。该数据库作为评价我国国民体质健康水平的重要依据，每5年左右更新一次，数据覆盖了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按城乡（农村/城镇）和性别（男/女）划分为4类人群，实施等额抽样^[17]。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的定义，研究对象年龄下限设为60岁，上限设为79岁，以避免80岁及以上高龄人群的体质检测风险，同时，研究对象需通过运动风险评估筛查方可参与体质检测及问卷调查。该项调查研究已通过国家体育总局审批（审批号：体群字［2019］21号），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数据使用已获得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授权。

1.2 观察指标

1.2.1 人口学信息

收集受试者的人口学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城乡属性、受教育程度、退休前职业、婚姻状况、锻炼、吸烟、睡眠情况以及体质自我评价等。其中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或高中”“大专及以上”3组；退休前职业分为轻体力劳动者、中体力劳动者、重体力劳动者、其他4类；婚姻状况分为未婚、已婚、离异/丧偶3类；锻炼情况分为是、否2组；吸烟状况分为经常、较少、以前吸现已戒烟、不吸烟4组；睡眠状况、体质自评情况均分为好、中、差3组；生活满意度分为满意、一般和不满意3组。

1.2.2 体质指标

收集受试者心肺耐力（2 min原地高抬腿次数）、下肢肌肉力量（30 s坐站次数）、柔韧素质（坐位体前屈）、平衡能力（闭眼单脚站立时间）和反应能力（选择反应时间）等体质指标结果。通过四分位数切点将各体质指标划分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4个等级水平。

1.2.3 体重

通过BMI反映老年人的体重状况。通过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成人体重判定标准^[18]对BMI进行界定，并将受试者分为低体重（BMI＜18.5 kg/m²）、正常（18.5 kg/m²≤BMI＜24.0 kg/m²）、超重（24.0 kg/m²≤BMI＜28.0 kg/m²）、肥胖（BMI≥28.0 kg/m²）4组。本研究中的体重异常状况包括低体重、超重和肥胖3类。

1.2.4 变量设置

以体重是否异常作为因变量，具体包含3组二分类变量（低体重/正常、超重/正常、肥胖/正常）。以体质水平（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作为自变量，同时以人口学信息作为协变量。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如2 min原地高抬腿次数、30 s坐站次数、闭眼单脚站立时间和选择反应时间等）以均数±标准差表示，符合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如坐位体前屈等）以中位数（四分位数）表示。Levene检验（α=0.10）方差齐性后，采用ANOVA（Tukey事后检验）或Kruskal-Wallis检验（Dunn事后比较）量化组间差异方向与幅度。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控制人口信息学因素，通过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体质水平与体重异常的关系。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共39 927名60～79岁老年人纳入本研究，其中男性19777人（49.5%），女性20150人（50.5%），平均年龄（69.2±5.6）岁。

2.2

体重分布情况

39927名老年人中，低体重、正常、超重和肥胖率分别为2.3%、39.2%、41.8%和16.7%。在不同性别中，男性肥胖检出率略低于女性，但超重检出率高于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在不同区域分类中，城镇低体重检出率略低于乡村，但超重检出率高于乡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随着年龄增加，低体重检出率逐渐增加，70～79岁老年人低体重检出率达3.4%，超重和肥胖检出率略有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详见表1。

表1 中国60～79岁老年人体重分布情况［n(%)］

2.3 不同体重组老年人体质特征

将老年人按照性别分为两组，男性老年人中，正常组和超重组的30 s坐站次数和选择反应时间无统计学差异，但二者均显著优于低体重组和肥胖组：正常组的2 min原地高抬腿次数、坐位体前屈、闭眼单脚站立时间表现均显著优于低体重组、超重组、肥胖组，具体顺序为：正常组＞超重组＞肥胖组＞低体重组，事后检验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

女性老年人中，正常组和超重组的坐位体前屈无统计学差异(P＞0.05)，但二者均显著优于低体重组和肥胖组（P＜0.05）；正常组的2 min原地高抬腿次数、30 s坐站次数、闭眼单脚站立时间和选择反应时间表现均优于低体重组、超重组、肥胖组，具体顺序亦为：正常组＞超重组＞肥胖组＞低体重组，事后检验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详见表2。

表2 不同体重组老年人的体质特征［x±s/M(P25,P75)］

2.4 体质水平与体重异常的相关性

2.4.1 体质水平与低体重

控制人口学信息指标后，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的心肺耐力与低体重存在明显负相关关系，不及格、及格、良好等级的2 min原地高抬腿表现相对于优秀等级，低体重风险呈增加趋势，其中男性OR值位于1.516～1.689之间，女性OR值位于1.318～1.413之间。平衡能力与低体重亦呈负相关关系，不及格、及格、良好等级的闭眼单脚站立表现相对于优秀等级，低体重亦呈增加趋势，OR值位于1.419～1.572之间。下肢肌肉力量（30 s坐站次数）、柔韧素质（坐位体前屈）和反应能力（选择反应时间）与低体重之间关系并未显示出明显相关关系，详见表3。

表3 老年人低体重与体质水平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2.4.2 体质水平与超重

控制人口学信息指标后，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的心肺耐力与超重呈明显负相关关系，不及格、及格、良好等级的2 min原地高抬腿表现相对于优秀等级，超重呈增加趋势，其中男性OR值位于1.047～1.236之间，女性OR值位于1.050～1.258之间。平衡能力与老年男性超重呈负相关关系，不及格、及格、良好等级的闭眼单脚站立表现相对于优秀等级，超重呈增加趋势，OR值位于1.137～1.307之间，但与老年女性超重并无明确关系。老年女性下肢肌肉力量（30 s坐站次数）、柔韧素质（坐位体前屈）和反应能力（选择反应时间）与超重也呈负相关关系，详见表4。

表4 老年人超重与体质水平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2.4.3 体质水平与肥胖

控制人口学信息指标后，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的心肺耐力与肥胖呈明显负相关关系，不及格、及格、良好等级的2 min原地高抬腿表现相对于优秀等级，肥胖呈增加趋势，男性OR值位于1.056～1.575之间，女性OR值位于1.152～1.666之间。下肢肌肉力量（30 s坐站次数）、柔韧素质（坐位体前屈）和反应能力（选择反应时间）与老年女性肥胖之间的关联强度显著高于男性。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的平衡能力（闭眼单脚站立时间）与肥胖之间并未显示出明显相关关系，详见表5。

表5 老年人肥胖与体质水平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3 讨论

本研究以中国第五次国民体质监测数据库中的39 927名60～79岁老年人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探究体重异常与体质水平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老年人低体重、超重和肥胖的检出率分别为2.3%、41.8%和16.7%，且随着年龄增长，低体重检出率显著增加（P＜0.00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心肺耐力与老年人体重异常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与心肌耐力优秀组相比，其他水平组的老年男性低体重风险增加51.6%～68.9%（女性：31.8%～41.3%），超重风险增加4.7%～23.6%（女性：5.0%～25.8%），肥胖风险增加5.6%～57.5%（女性：15.2%～66.6%）。下肢肌肉力量与老年女性体重异常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与下肢肌肉力量优秀组相比，其他水平组的老年女性超重风险增加22.1%～44.5%，肥胖风险增加38.1%～61.1%。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老年人呈现“营养过剩持续、营养缺乏加剧”趋势^[19]，本研究中，中国老年人群存在显著的营养失衡双峰现象，与该研究结果高度吻合。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老年人超重、肥胖合计占比达58.5%，与全球人群超重肥胖水平接近（59%）^[20]，低体重率虽较低，但在75～79岁年龄组已增至3.7%。此外，不同体重组间存在体质梯度差异：低体重组老年人的体质表现差于超重组和肥胖组，更劣于体重正常组，该结果与台湾一项研究结果较为一致^[21]。饮食习惯的改变、慢性感染、多种代谢疾病以及恶性肿瘤等的发生已被证实与年龄增长呈正相关，均会造成老年人BMI降低，进而威胁老年人体质健康，因此低体重情况发展亟需引起重视。体重异常势必给老年人的健康带来威胁，国内学者已经呼吁应多层面全方位进行体重干预^[15]，同时政府也将体重治理提至新高度,倡导和推广文明健康生活方式，提升全民体重管理意识和技能^[22]。

本研究通过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心肺耐力与老年人体重异常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与优秀组相比，其他水平组的老年男性低体重风险增加51.6%～68.9%（女性：31.8%～41.3%），超重风险增加4.7%～23.6%（女性：5.0%～25.8%），肥胖风险增加5.6%～57.5%（女性：15.2%～66.6%）。上述结果表明心肺耐力下降对体重异常风险增加具有显著相关性，且对低体重男性的影响大于女性，该发现与巴西一项队列研究结果一致，提示心肺耐力对BMI趋势预测作用具有跨地域普适性^[23]。从生理机制层面分析，心肺耐力水平的提高直接影响静息代谢率的提升，其可通过稳定能量代谢路径保持持续性的能量消耗，不仅增加脂肪氧化速度从而促进脂代谢，还能通过调控下丘脑-交感神经轴改善体脂成分分布。

本研究还发现，下肢肌肉力量较弱的女性老年人具有肥胖倾向，其超重、肥胖的风险约是下肢肌肉力量优秀组的1.2～1.4倍和1.4～1.6倍。既往台湾的一项研究也证明，肌肉力量或肌肉耐力与超重/肥胖风险呈负相关关系^[24]。另有研究显示，女性腹部肌肉力量与BMI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25]。但同时也有研究表明，这种与肥胖风险的相关关系在男性中相对微弱^[26]。

此外，Zheng等^[27]的研究表明，一些尚未被发现的因素或可降低肥胖风险，但该结果受到混杂因素的调控影响，如年龄的变化会影响脂肪分布等。未来需深入研究相关混杂因素的校正方法，以探寻更可靠的体重控制方案。本研究控制了年龄、居住地和职业等混杂因素，以降低其对“体质水平-体重异常”关联的干扰。此外，肌肉的脂肪浸润和向心型肥胖也与力量的减少有关^[28]。因此建议未来可在影响肌肉和脂肪交互的中介效应因子及二者纵向因果关系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老年人的闭眼单脚站立测试结果与低体重存在明确负相关关系。既往研究也表明，低体重组静态平衡能力相比体重正常组更差^[29]。闭眼单脚站立可反映人体静态平衡能力，其主要与下肢肌肉力量及前庭控制系统功能有关，是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和身体活动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建议通过增加下肢肌肉力量的方式改善老年人的平衡能力。本研究中，坐位体前屈和选择反应时间与体重异常之间的关系尚不够明确，但值得注意的是，柔韧素质和反应能力表现较差的老年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体重异常趋势，未来研究应关注肌肉骨骼生物力学、关节囊/韧带功能退化以及肌腱或结缔组织僵硬等与体重异常的关系。

本研究通过国内大样本老年人群数据，揭示了我国老年群体的体重异常流行特征，并通过回归分析证实了心肺耐力、下肢力量与体重异常的关联关系，显著提升了分析结果的代表性与稳健性，为老年人的体重管理提供了参考依据。本研究仍存在以下局限性：（1）横断面分析难以确定体质水平与体重异常的因果关系，后续应采用纵向队列设计观察二者的变化轨迹；（2）本研究中体重异常主要通过BMI等级划分获得，其精准性较生物电阻抗、双能X线吸收法等存在差距；（3）研究中协变量来自问卷调查，可能存在信息偏差，且未纳入膳食结构、慢性病用药等混杂因素，可能会对分析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综上，中国60～79岁老年人存在低体重与超重/肥胖双重负担，低水平的心肺耐力、肌肉力量（女性）与老年人的体重异常显著相关，保持良好的心肺耐力和肌肉力量水平可能有利于老年人体重异常状况的改善。未来，老年人体重管理需突破单纯体重调控，转向“体质-代谢”协同干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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