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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元，包供卵，包成功”。对于40岁以上、正为生育焦虑的女性来说，这样的“承诺”几乎精准命中了所有软肋。

但脱离实际的“承诺”，往往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两个月前，44岁的张女士就陷入了这样的骗局。在“甥宝试管代孕机构”（下称“甥宝”），她花十万元签约“两年包成功”的试管婴儿套餐，经历两次违规移植，不仅没能如愿怀孕，反而新增多种妇科疾病。

而那家非法试管婴儿胚胎实验室，藏身杭州临平区别墅地下，无任何医疗资质，却大肆开展供卵、移植服务。

更令人咋舌的是，5月26日晚，记者随执法人员现场调查时，遭工作人员暴力拖拽致腓骨骨折。杭州临平6月5日最新通报显示，现场负责人鄢某、暴力伤人者李某陆等3人被刑拘，拟对鄢某罚款322万元；涉嫌非医师行医的李某华已被调查取证。

图源：大象新闻

涉事窝点虽已关停，可对张女士造成的伤害却永远无法逆转。她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落入圈套？这类非法辅助生殖机构又暗藏哪些健康风险？拆穿层层谎言、剖析背后套路，或许远比事件的结局更值得深思，也更能警醒每一位正在求子路上徘徊的人。

五次欺骗

梳理张女士在非法机构的“就医”经历，不难发现，这家机构的每一步操作，均背离生殖医学的基本原则，五次欺骗贯穿其中。

▌第一次欺骗：明明可以自主促排，却被推销“供卵”

签约前，张女士在正规三甲医院的生育力评估显示，她的激素六项指标处于正常水平，双侧卵巢可见约10枚卵泡，仅AMH（抗缪勒氏管激素）数值偏低。

判断卵巢功能是否衰退，主要看三个指标：AMH低于1.1ng/ml；两侧窦卵泡数少于5～7枚；基础FSH（卵泡刺激素）≥10 U/L。张女士的卵泡数量约10枚，激素水平正常，远未达到卵巢储备功能减退的标准。

这意味着，张女士具备促排的条件。然而，“甥宝”的工作人员刻意夸大风险，并向其推荐高达4万元的供卵服务，并承诺可筛选“长相优质、身高达标”的卵源。

▌第二次欺骗：“包成功”与“选性别”的诱惑

该机构向张女士推出13.8万元的“三代试管包成功”套餐，称单次移植成功率超90%，还借机暗示可借助三代试管技术筛选胎儿性别。

这个极具吸引力的商业噱头，在医学层面漏洞百出。三代试管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PGT）有着严格的医学适应证，主要针对有遗传病风险的夫妇；所谓“90%成功率”纯粹是营销话术，辅助生殖的成功率和患者年龄高度相关，据北京某三家医院生殖中心医生透露，35岁以上妊娠率约为30%，40岁以上成功率约为10%，44岁以上妊娠率极低，趋近于0；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选择更是法律明确禁止的。

▌第三次欺骗：明知不宜移植，谎称状态达标

签约后，张女士遵照机构安排前往三甲医院进行身体检测。三甲医院医生明确告知，其子宫内膜存在回声不均，暂不适合胚胎移植，至少需要一到两个周期进行调理修复。“甥宝”对此视若无睹，告诉张女士“符合移植标准”，确定5月3日的第一次移植。

手术当天凌晨，张女士出现褐色出血症状，主动提出放弃移植。“甥宝”却告诉她“出血属于正常术前现象”，催促按时赴诊。而且，张女士在移植前两天忘记注射黄体酮，三甲医院检测报告中已提示“撤退性出血”。

黄体支持是辅助生殖治疗中标准且必不可少的环节。一旦外源补充的黄体酮中断或供给不足，子宫内膜的稳定性就会遭到破坏，胚胎着床也会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而撤退性出血，则意味着内膜已经开始剥脱，丧失了着床的生理条件。

机构将异常出血归为正常术前反应，要么是相关人员完全缺乏生殖内分泌专业知识，要么就是明知存在风险仍一意孤行，强行推动违规移植操作。

▌第四次欺骗：无视正规诊疗意见，利益凌驾于医疗原则之上

第一次移植失败后，张女士携带复查报告前往三甲医院生殖科咨询，并全程录音留存证据。三甲生殖科医生再次确认，她的宫腔环境与之前相比没有明显改善，内膜回声不均问题依然存在，仍需继续调理方可考虑移植。

子宫内膜回声不均，超声下提示内膜可能存在息肉、粘连、黏膜下肌瘤或慢性炎症等病变。这些病变会改变宫腔形态与内膜微环境，干扰胚胎着床。研究显示，回声不均的患者中约90.7%存在宫腔异常，其中69.7%为内膜息肉。因此，正规生殖中心会建议先做宫腔镜检查，明确病因、调理达标后再移植。

然而，“甥宝”的工作人员刻意隐瞒真实病情，依旧告诉张女士“身体已经调理到位，适合进行移植”，随即安排了5月25日的第二次胚胎移植手术。

▌第五次欺骗：宣称完成移植，但“宫腔内无任何移植痕迹”

第二次移植后，张女士前往正规医院进行复查。B超影像清晰显示：宫腔内无任何移植痕迹。

所谓“胚胎移植”，可能从开始就是精心编排的一场戏——胚胎从未进入宫腔。张女士在该机构五十多天的所谓调理服务，不仅未能换来成功妊娠，还新增了盆腔积液、卵巢囊肿两项病症。

地下手术台上的代价

感染是非法胚胎移植最直接的风险。涉事机构移植区域环境简陋，只有6张病床，更谈不到无菌环境。

宫腔侵入性操作过程中，如果术前存在下生殖道感染未及时发现，病原体上行可导致盆腔炎症性疾病、宫腔粘连、输卵管阻塞、慢性盆腔痛乃至继发不孕。多次宫腔操作和不规范的手术操作，是病原体上行感染的核心高危因素。正规医疗机构穿刺取卵后盆腔感染的发生率为0.01%～0.02%。而在没有任何感控流程的地下“手术室”里，这一风险将指数级攀升。

第二层风险是宫腔粘连。在那间地下手术室里，妇科检查床锈迹可见，手术器械堆放在医疗废物垃圾桶旁。反复、粗暴的宫腔操作直接损伤子宫内膜基底层，是宫腔粘连最主要的病因。内膜基底层因创伤或感染受损后，宫腔壁间形成纤维化粘连带，宫腔容积缩小，内膜容受性下降，严重者可导致闭经和永久性生育力丧失。宫腔粘连是影响胚胎种植率的关键因素之一，需在移植前系统评估干预。

第三层风险是样本混淆与交叉污染。该事件中，冰箱冷冻区大量标注着不同患者姓名的胚胎样本混杂存放，取卵针、移植管与废弃耗材混放。全球范围内，试管婴儿“错配”事件屡见报端，有母亲怀了别人的孩子，有孩子出生后发现生物学父亲是陌生人。有人直呼这是辅助生殖领域的“噩梦场景”，一旦发生，后果是一整个家庭不可逆转的伦理与心理创伤。

即便不发生混淆，那些来路不明的卵子、精子，有没有携带艾滋病、乙肝、丙肝等血源性病毒？如果未经检疫就直接用于移植，受者在毫不知情中被感染，可能余生都要与病毒共处。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代价是时间成本。对于进行辅助生殖的大于35岁的高龄女性，随着年龄每增加1～2岁，累积妊娠率降低约10%左右。38至40岁每个IVF治疗周期的活产率16.9%，41至42岁降至8.3%，43至44岁为3.2%，而44岁仅为0.8%。可以说，在非法机构里被耽误的每一天，都让试管婴儿成功的时间窗更窄了。

伦理与立法：尚未填满的空白

卵子不是商品，也不该是商品。机构工作人员向张女士主推4万元的供卵服务，承诺提供“血型匹配、长相优质、身高达标”的年轻卵源，并特意强调“我们机构不从中获利，如果获利的话，查起来就麻烦了”。这恰恰暴露了问题的核心，他们很清楚供卵商业化是非法的。

根据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赠卵仅限于人类辅助生殖治疗周期中剩余的卵子，严禁任何形式的商业化赠卵行为。然而，非法机构将这条底线踩在脚下，把年轻女性的卵源变成货架上的商品，向焦虑的求子者推销。

此外，供卵有着严格的医学指征。按照诊疗规范，接受赠卵主要适用于三类情况：女性丧失正常排卵能力、本人为严重遗传性疾病携带者或患者，以及卵子数量、质量存在明显缺陷。从现有检查结果判断，张女士并不符合接受供卵的条件。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那些提供卵源的“志愿者”经历了什么？

该事件没有披露，但同类案件的报道曾揭示过的画面是，年轻女性被以“捐卵”名义诱导，接受超剂量促排卵药物，经历不规范取卵手术，面临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大出血、感染甚至卵巢切除的风险。她们的知情同意权、健康权，在商业利益面前被彻底忽略。

既然代孕非法，为何这条产业链至今还在暗处运转？

我国针对代孕的立法规制存在严重不足。目前唯一的专门规定，是原卫生部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但它只是一部部门规章，法律位阶低，规制对象仅限于持有许可证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对于代孕利益链条上的中介、地下实验室、代孕者等核心环节，卫生行政部门根本无权惩戒。即便对违规医疗机构，罚款上限也只有警告和3万元。而一套代孕服务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暴利面前，这点罚款形同虚报。

同时，法律衔接存在真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虽然明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刑法中实际上并无代孕犯罪的对应条款，使得这一规定形同虚设。正因缺乏刑罚威慑，代孕黑产才敢肆无忌惮，甚至出现17岁女孩为50岁男子代孕产下双胞胎的极端事件。

如何破局？上海政法学院教授刘长秋指出，仅靠行政规制或民法调整难以根治，建议在刑法中增设代孕的相关罪名，明确规定商业代孕为犯罪行为，借助刑法之力产生威慑。唯有在行政法和刑法两个层面同步发力，才能从根本上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

结语

辅助生殖技术的诞生，本是为了帮助那些在生育路上跋涉的人点亮一盏灯。但当这盏灯被握在非法机构手中，它照亮的不是希望，而是欲望的深渊。每一次违规移植，都在透支患者对医学的信任，也在蚕食社会的伦理底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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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赵静, 黄国宁, 孙海翔, 等. 辅助生殖技术中异常子宫内膜诊疗的中国专家共识[J]. 生殖医学杂志, 2018, 27(11): 1057-1064. DOI: 10.3969/j.issn.1004-3845.2018.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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