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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CS）是全球范围内实施的主要外科手术，旨在确保母婴安全。在过去几十年中，随着产科实践的发展以及外科和麻醉技术的进步，剖宫产率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上升。尽管剖宫产通常是挽救生命的干预措施，但它与一系列情绪反应相关，其中术前焦虑尤为普遍。

术前焦虑是一种复杂的情绪状态，表现为对即将进行的手术感到担忧、紧张和恐惧。在产科环境中，由于担心母亲自身健康、胎儿安全、预期疼痛或不适、既往分娩或手术的负面经历，以及对手术过程的不确定性，这些感受可能被极度放大。特别是，对腰麻（剖宫产首选麻醉技术）的预期可能因害怕在手术中失去感觉或意识以及潜在并发症而加剧焦虑。

据报道，计划接受剖宫产的孕妇中临床显著焦虑的发生率相当高，在不同人群中的发病率高达40%至80%。高度的术前焦虑不仅损害患者的心理健康，还会引发不良生理反应，包括心率增快、血压升高和应激激素水平改变。这些变化可能使麻醉管理和手术结局复杂化，导致更多的术中及术后并发症。此外，母体焦虑还可能对新生儿结局产生负面影响，影响胎儿心率模式并导致不太理想的分娩体验。因此，本研究旨在确定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主要教学医院接受择期剖宫产腰麻的孕妇中术前焦虑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

研究背景

术前焦虑水平存在异质性，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经济状况）；产科病史（产次、既往手术经历）；社会因素（社会支持的可及性和质量）；以及向患者提供的术前咨询和信息的程度与质量。识别有较高术前焦虑风险的患者对医疗保健提供者至关重要，因为这使得能够实施有针对性的、预防性的干预措施来支持心理健康、改善围术期体验，并可能改善手术结局。尽管术前焦虑的重要性已得到公认，但仍需强有力的、针对具体情境的研究来量化其发生率并系统识别不同产科人群中的相关危险因素，尤其是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

研究方法

本横断面研究于2024年10月至2025年1月在两家专科医院（Tikur Anbessa专科医院和Gandhi纪念医院）进行。纳入年龄≥18岁、计划择期剖宫产腰麻、能提供知情同意者；排除急诊剖宫产、精神障碍史或腰麻禁忌者。样本量按单总体比例公式计算为422例，采用系统随机抽样法纳入。术前焦虑采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S，≥40分为临床显著焦虑）测量，社会支持采用多维感知社会支持量表（MSPSS）评估。数据由培训人员通过术前面对面访谈收集。采用SPSS 22进行统计分析，双变量及多变量logistic回归识别焦虑相关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结果

所有422名参与者均同意并完成结构化访谈，应答率为100%。参与者平均年龄为29.7岁（标准差±9.3）。大多数参与者已婚（60.7%），51%为经产妇，64.4%有既往剖宫产史。参与者特征总结见表1。

 

表1 TASH和GMH医院参与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N=422）

参与者的临床特征

研究参与者在接受腰麻择期剖宫产的产科人群中的临床特征记录如表2所示。大多数参与者ASA分级为II级（67.8%），32.2%为III级。64.4%有既往剖宫产史，49%为初产妇，51%为经产妇。23%的参与者有既往不良手术史。

表2 接受腰麻剖宫产产科患者的临床特征

临床特征与术前焦虑的关联

临床特征与术前焦虑之间的关联通过交叉表分析进行，结果见表3。在年龄方面，25岁以下194例（46%）中118例（27.9%）有焦虑，76例（18%）无焦虑；26-35岁120例（28.4%）中68例（16.1%）有焦虑，52例（12.3%）无焦虑；35岁以上108例（25.6%）中42例（10%）有焦虑，66例（15.7%）无焦虑。ASA II级286例（67.8%）中134例（31.8%）有焦虑，162例（38.4%）无焦虑；ASA III级136例（32.2%）中94例（22.2%）有焦虑，32例（7.6%）无焦虑。

在教育程度方面，小学99例（23.5%）中70例（16.6%）有焦虑，29例（7%）无焦虑；中学183例（43.3%）中111例（26.3%）有焦虑，72例（17%）无焦虑；大学140例（33.2%）中47例（11.1%）有焦虑，93例（22%）无焦虑。接受过术前咨询240例（56.9%）中107例（25.3%）有焦虑，133例（31.5%）无焦虑；未接受术前咨询182例（43.1%）中121例（28.7%）有焦虑，61例（14.5%）无焦虑。

在社会支持方面，良好266例（63%）中116例（27.5%）有焦虑，150例（35.6%）无焦虑；差156例（37%）中112例（26.5%）有焦虑，44例（10.4%）无焦虑。在职业方面，失业178例（42.2%）中100例（23.7%）有焦虑，53例（12.6%）无焦虑（注：部分数据因原始资料格式原因未完整显示）。居住在农村142例（33.6%）中82例（19.4%）有焦虑，60例（14.2%）无焦虑；居住在城市280例（66.4%）中146例（34.6%）有焦虑，134例（31.8%）无焦虑。

表3 TASH和GMH医院剖宫产患者术前焦虑与临床特征的交叉表（2025年）

术前焦虑的发生率

临床显著术前焦虑（STAI-S≥40分）的总体发生率为54.0%（95% CI: 49.2–58.8%）（图1）。在双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中，以下因素与术前焦虑显示显著关联：年龄较小（≤25岁）、受教育程度较低（小学及以下）、既往负面手术经历、未接受术前咨询以及社会支持差（表4）。

在调整潜在混杂因素后，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显示所有五个变量仍然是术前焦虑的统计学显著独立预测因素（p<0.05）。未接受术前咨询是最强的预测因素：未接受术前咨询的女性发生焦虑的比值比是那些接受咨询者的3.2倍（AOR=3.2；95%CI:2.0–5.1；p<0.001）。既往负面手术经历使焦虑比值比增加2.5倍（AOR=2.5；95%CI:1.4–4.6；p=0.004）。年龄较小（≤25岁）与2.1倍的焦虑比值比相关（AOR=2.1；95%CI:1.3–3.5；p=0.002）。

社会支持差导致2.0倍的焦虑比值比（AOR=2.0；95%CI:1.2–3.3；p=0.008）。受教育程度较低与1.8倍的焦虑比值比相关（AOR=1.8；95%CI:1.1–2.9；p=0.016）。值得注意的是，ASA身体状态、产次和既往剖宫产史在调整后的模型中未被发现有显著影响，表明该人群中焦虑的心理负担主要由心理社会因素和护理相关因素驱动，而非固有的临床风险。

图1 术前焦虑发生率

表4 TASH和GMH医院剖宫产患者术前焦虑相关因素（2025年）

主要研究发现总结

本研究发现在人群中术前焦虑高度普遍（54.0%）。这一数字强调了该特定人群所经历的高情绪负担，即使在焦虑管理方案可能不太成熟的资源受限环境中也是如此。焦虑在该人群中通过有针对性的、成本效益高的干预措施是高度可预防的。可改变因素（咨询和社会支持）的强烈预测能力为临床行动提供了明确的蓝图，特别是在资源受限的环境中。

实施应重点关注：标准化麻醉医师咨询（确保咨询不仅限于技术层面，而是专门解决与意识、疼痛和腰麻具体感觉相关的恐惧）；心理社会路径（为既往有负面手术史或社会支持差的患者创建转诊路径，使其接受简短、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教育可及性（用易于获取的工具如图表、视频或简化的互动小组课程替代复杂的文本信息，以满足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患者需求）。

未来的研究必须超越发生率研究。有必要开展干预性随机对照试验，严格检验结构化咨询方案（如认知准备、放松技巧）对焦虑减轻及随后围术期结局（包括镇痛需求、患者满意度和恢复时间）的影响。此类试验对于将相关性发现转化为明确的、基于证据的政策至关重要。

研究结论

术前焦虑在接受择期剖宫产腰麻的产科患者中高度普遍。通过多变量分析确定的独立预测因素包括：年龄较小、受教育程度较低、既往负面手术经历、缺乏术前咨询以及社会支持差。这些因素中，缺乏术前咨询和社会支持是可改变的，为临床干预提供了明确靶点。应实施常规术前焦虑筛查，并建立结构化多学科咨询方案，特别关注高风险人群的识别和管理。

产麻新谭·点评

本横断面研究调查了422例在两家专科医院接受择期剖宫产腰麻的孕妇中术前焦虑的发生率及相关危险因素。研究发现临床显著术前焦虑的发生率为54.0%（95% CI: 49.2–58.8%），与国际文献报道的40%-80%范围相符。多变量分析确定了五个独立预测因素，其效应强度强调了准备程度、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的共同作用。

本研究发现未接受术前咨询是焦虑的最强独立预测因素（AOR=3.2，即焦虑比值比增加220%）。这一关联强度显著超过了部分文献中报告的咨询效应。本研究推测，在医患沟通可能仓促或情感准备标准化协议薄弱的环境中，完全缺乏咨询会不成比例地产生巨大的恐惧和不确定性真空。同样，社会支持差（AOR=2.0）也强化了已建立的心理社会模型。社会支持是应对压力的关键缓冲因素。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无论在本情境中使用何种指标定义"差的支持"，其缺失都会使临床焦虑风险加倍，强调了在围术期旅程中积极让支持者参与的必要性。

既往负面手术经历的预测能力（AOR=2.5）在各手术亚专科中是一致发现。然而，其在该产科人群中的突出地位需要特别关注。对于接受重复剖宫产的患者，负面经历可能不仅与疼痛或并发症有关，还可能与感觉失去控制、沟通不良或前次事件中的情绪困扰有关。年轻年龄（≤25岁；AOR=2.1）作为强独立预测因素与多项报告一致。年轻女性可能尚未建立成熟的应对机制，缺乏既往主要医疗经历，并同时面临更多的人生转变。这一因素可作为脆弱性的有力指标，提示应优先为年轻患者提供延长咨询时间。受教育程度较低（AOR=1.8）与焦虑增加的关联也与文献一致。这一因素与缺乏咨询的关键交叉提示临床医生必须调整沟通方式，从依赖书面文件转向口头、视觉和简化的解释，以确保患者真正理解。

有趣的是，文献中常讨论的ASA身体状态、产次和既往剖宫产史等因素在本研究的调整模型中未被发现有显著影响。这表明该人群中焦虑的心理负担主要由心理社会因素和护理相关因素驱动，而非固有的临床风险（ASA状态）。ASA状态的非显著性提示恐惧集中在麻醉过程（腰麻）和婴儿健康的未知因素上，而非母亲基线身体健康状况。此外，虽然既往剖宫产史本身不显著，但既往负面手术经历的强显著性（AOR=2.5）凸显了前次事件质量和记忆的重要性，强调了需要超越简单"是"或"否"的针对性筛查。同样，婚姻状况和职业的影响在多变量分析中被更强的预测因素（社会支持差和受教育程度较低）所吸收。

本研究的优势在于其前瞻性性质，在同质人群中进行，并探索了产科患者中最重要的临床因素。然而，其横断面性质和仅纳入择期产科患者是主要局限性。此外，研究仅在两家医院进行，结果外推性可能受限。STAI量表虽然广泛使用，但可能无法捕捉文化特定的焦虑表现。未评估术中实际焦虑水平变化，也未收集术后随访数据。社会经济状况的测量较为简单，可能未能充分反映参与者的实际经济困境。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本研究为资源受限环境中术前焦虑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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