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悦汇：对于甲基化MRD检测这项前沿技术的临床应用，在结直肠癌的病理诊断及分期体系中可能产生哪些深远影响？

薛卫成教授：MRD相关技术在结直肠癌诊疗中的应用确实是近年来的热点，但目前该技术仍处于前沿探索阶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学界对其既有疑虑也有期待。

就我个人观点而言，这项技术在早期筛查、疗效监测、复发预警以及精准分期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潜力。然而，要真正用好这项技术，关键在于必须将其深度融入多学科诊疗（MDT）模式。只有通过临床与病理等多学科的紧密协作——即从临床提出问题、病理精准检测、团队共同解读结果并反馈至临床决策——才能确保这一高灵敏度的优秀技术，切实转化为患者生存获益，而非仅仅停留在实验室数据层面。

医悦汇：您如何看待病理科在分子残留病灶（MRD）检测中的角色？当临床收到MRD阳性结果时，病理医生应向临床传递哪些关键信息，以辅助科学决策并避免过度诊疗？

薛卫成教授：MRD检测属于病理科内分子诊断亚专科的范畴，通常由专门的分子病理团队负责，普通病理医师对此可能并不十分精通，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多学科决策中的参与度。

当面临MRD阳性结果时，病理医生不能仅出具报告，而应搭建沟通桥梁，联合临床医师、患者乃至普通病理团队共同探讨。由于MRD检测在标本质量评估、阈值设定、阳性判读及结果可靠性等方面尚无法达到100%的特异性和准确度，单一的数值往往不足以指导治疗。

因此，病理医生的核心职责在于向临床传递结果的“不确定性”与“局限性”。我们需要提出折中或变通的建议，甚至在必要时建议重新取样或复测。只有通过多学科的深度协作，充分评估该技术的假阳性风险，才能在避免患者接受过度治疗的同时，确保这项高灵敏度技术能够真正精准地服务于患者的全程管理。

医悦汇：在基于甲基化的MRD检测中，病理科针对样本处理前及检测后，分别有哪些系统性的质量控制要求？

薛卫成教授：分子病理检测，特别是甲基化MRD检测，对全流程质控有着极高的要求，这与常规病理检测既有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在样本处理前，无论是采血环节的规范操作、试管的准备，还是防止污染方面，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必须严格把控，因为任何一个细微环节的偏差都可能导致结果的误读。

在检测及判读阶段，我们需要对标记物的选择及阈值设定进行严格把控。由于不同检测技术可能导致结果存在差异，因此需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阈值设定，需明确阳性阈值的判定标准。二是采样时机，需关注患者的检查时间点，因为不同治疗时期或背景因素会对结果判读产生影响。三是动态验证，鉴于技术的不确定性，若同一患者在连续两次检测中均得出阳性结论，将更有力地支持阳性论断。这些细节都需要纳入我们多学科团队的关注范畴，以确保技术能更广泛、准确地服务于患者。

尽管不同MRD检测平台间存在结果异质性，但其在临床的应用价值依然显著。鉴于任何技术皆无法解决所有临床问题，唯有依托多学科团队对全流程质量的严格把控，方能确保这一前沿技术兼具真实的准确性与可靠的临床适用性。

医悦汇：当前CLDN18.2等新型靶点备受关注。请问这些新靶点的出现，对样本固定、抗体选择及判读标准提出了哪些新要求？病理科应如何确保检测结果的可靠性，从而为临床精准用药铺路？

薛卫成教授：CLDN18.2检测在胃癌领域正方兴未艾。得益于过去十余年HER2检测所奠定的基础，我们在组织及时固定、规范取材及免疫组化标准化质控方面已建立了成熟体系。在国家病理质控中心（PQCC）的推动下，常态化开展外部质评，也为标记物检测的准确性提供了坚实保障。

针对CLDN18.2检测的新要求，我认为需关注以下三点：

第一，抗体的规范化选择。目前国家药监局（NMPA）批准的相关抗体试剂种类繁多，包括一类和三类证诊断试剂。而针对CLDN18.2检测的三类伴随诊断试剂，在实际落地过程中，受物价及医保准入等因素制约，短期内全面普及仍有距离。现阶段，各实验室应根据自身情况，审慎选择经充分验证的可靠抗体，这是确保检测质量的核心环节。

第二，判读标准的动态演进。目前的共识主要基于“75%中-强阳性”作为阳性阈值。然而，随着新药研发进展，这一标准正面临挑战。例如，部分药物的研究聚焦于“40%中-强阳性”，而新兴的ADC类药物甚至将阈值降低至“20%弱阳性”。单一的阴阳性判定已无法满足临床需求。

第三，报告模式的革新。未来的病理报告不应局限于二元判定，而应提供详细的“原始数据”。即报告中需明确区分强阳性、中等阳性及弱阳性的细胞占比。这种量化的、分层的数据呈现，才能全面匹配不同作用机制药物的研发与临床应用需求，真正实现精准诊疗。

写在后面

技术虽然是冰冷的，但医疗是有温度的。薛卫成教授提醒我们，病理诊断的本质是“综合判断”而非“看图说话”。他强调：没有一项技术能解决100%的问题。在精准医疗狂飙突进的今天，承认技术的局限，尊重生命的复杂，仍是现代医学最理性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