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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在肝病防治领域具有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理论体系。从“正邪交争”的病机主线，到“虚、瘀、痰、毒”的辨证要点；从调理肝脾肾的整体观，到扶正祛邪的个体化治疗策略，中医在治病祛病、延缓疾病进展、提高生活质量、促进再代偿等方面展现出不可忽视的临床价值。尤其在顽固性腹水、失代偿期肝硬化及肝癌等重症领域，以“扶正祛邪”为核心的中医干预策略，正逐步从辅助手段走向改善预后的重要组成。

基于上述背景，肝胆相照平台特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徐春军教授，围绕中医肝胆病的核心病机、临床配伍原则、失代偿期肝硬化的治疗策略以及新疾病谱下的中医优势等四个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度访谈。徐教授师从名老中医关幼波先生，长期深耕临床一线，学验俱丰，其“治鼓五法”“抗肝癌Ⅰ号方”及对“虚、瘀、痰、毒”的独到阐释，充分体现了中医在现代肝病临床中的智慧与实践价值。

01 问题一        

肝胆相照

“虚、瘀、痰、毒”四字病机中，您将“虚”置于首位。在肝癌的临床治疗中，例如您的“抗肝癌Ⅰ号方”中，扶正药物与祛邪药物的配伍原则是什么？与当前西医相比，中医“扶正”的定位有何不同？

徐春军教授

谈及肝癌的临床问题，首先需要区分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性肝癌的形成，绝大多数建立在病毒性肝炎、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如糖脂代谢异常）或自身免疫性肝病等基础疾病之上。肝癌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而是一个日久积累的过程。从疾病发生发展的角度看，整个过程始终贯穿着一条核心主线——正邪交争。

正与邪之间是一种互为消长、相生相克的关系。邪气亢盛会损伤正气，影响其功能；反过来，正气充足则可以抵御邪气。中医经典有云：“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正是对正邪关系的精辟概括。在整个中国传统医学体系中，正邪交争始终占据着重要的理论主线。人体的健康状态或疾病进展，实质上就是正与邪不断博弈的过程。

在肝癌这类慢性疾病的长期进展中，随着病程延长，邪气不断伤及正气，疾病从初期的邪气偏盛、正气尚未大虚，逐步发展为后期正气亏虚而兼有余邪。因此，在肝癌的临床病机中，固然要重视邪气这一面。邪气涵盖了影响脏腑功能所产生的各种病理产物，包括“痰”“瘀”“毒”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毒”与现代医学所称的病毒不同，中医所谓“毒”一般指邪气亢盛或热之极所致，这里主要谈的是邪气亢盛。而“痰”与“瘀”互为因果、相互滋生，是在气血紊乱过程中形成的，既为病因，又是病理产物。然而，在正邪关系的全局中，正气亏虚——也就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占据着更加主导的地位。到了肝癌的后期阶段，正气亏虚无疑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在总结“虚、瘀、痰、毒”四字病机时，将“虚”置于首位。那么，“虚”究竟指什么？它可以是气虚、血虚、阴虚或阳虚。而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是正气的根本所在。我们师门一贯强调：“调理肝脾肾，中州要当先。”脾胃运化水谷与水湿，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在正气的维护中居于主导地位。从脏腑关系来看，脾胃属土，肝属木，肾属水。自然界的生长既需要水的滋养，也需要良好的土壤与茂盛的树木。脾土作为人体气机的中枢，我们常讲“培土荣木”，即通过调理脾胃来补养肝体、调达肝用，从而达到脏腑功能协调的目的。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临床配伍中，尤其重视黄芪的运用，而且越是疾病后期用量相对较大。当然，用药策略需根据病程阶段灵活调整：在疾病急性期或邪气偏盛时，黄芪用量相对较少，以祛邪为主，同时兼顾扶正；而在疾病后期，则必须在扶正的基础上兼顾祛邪。扶正的最基本法则，核心在于调理脾胃。生黄芪作为扶正的代表药物之一，在临床应用中显示出良好效果。许多原发性肝癌患者通过这一治疗思路，在饮食、二便、睡眠、心理等方面均得到了显著改善。通过调节全身气血功能，增强机体抗御邪气的能力，从而实现“扶正以祛邪”。

正是由于这种治疗策略，许多患者能够有尊严、有信心地生活，生活质量大幅提高。即使在某些顽痰、顽疾或邪气较盛、短期内难以完全清除的情况下，通过扶正治疗，第一可以为患者争取到休养调整的时间；第二，从长远来看，扶正确实有助于清除邪气。对于原发性肝癌患者，扶正祛邪的策略能够显著提高生活质量。部分患者可以实现带瘤生存，而邪气相对较轻者，甚至可能达到病情稳定、持续改善乃至减轻的效果。我们前期的科研工作，包括北京市相关重大项目的临床分组对照研究，均证实了该治疗思路的良好疗效，患者从中明显受益。

02 问题二        

肝胆相照

您曾分享一例顽固性腹水患者中药治疗20余年的案例。对于失代偿期肝硬化，中医药是辅助手段，还是可成为改善预后的核心干预？“扶正”治疗能否降低再代偿率或肝病相关死亡率？

徐春军教授

肝硬化腹水，中医称之为“鼓胀”。在古代，鼓胀被列为四大恶疾之一，所谓“鼓”，即指腹部膨隆如鼓，通常对应现代医学中的肝硬化腹水。

在我此前的一些讲座以及全国学术会议上，我专门介绍过治疗肝硬化腹水的经验，称之为“治鼓五法”。这五种方法，是在长期跟随关幼波老教授学习的过程中，继承其学术思想，并结合自身临床实践不断发挥、总结而形成的。

下面简要介绍“治鼓（鼓胀）五法”的基本思路：

第一，治鼓先治气。这里所说的“气”，指的是正气亏虚中的气虚。核心治法即培土荣木、补气利水。代表性药物为生黄芪，尤其是在鼓胀这类顽疾、重病中，黄芪的用量相对较大。黄芪的作用可概括为：一、补气健脾；二、培土荣木；三、托毒生肌。在中医外科中，疮疡久不收口常用黄芪；而在药学理论中，黄芪还具有补气利水之功。因为水液的代谢依赖气化与气的推动。通过补气，许多顽固性腹水患者，在单纯补充白蛋白效果不佳、甚至反复发作的情况下，重用生黄芪后，往往在7至10天内腹水明显消退。此外，补气还有一个重要益处：大量利尿往往耗伤正气，而通过补气可以达到平衡，同时维持血压稳定。这正是强调“治鼓先治气”的临床意义所在。

第二，重视活血化痰。腹水的形成，本质上是慢性肝病导致气血紊乱，进而产生痰、瘀等邪气性病理产物。在扶正的基础上，必须同时重视活血化痰。中医所讲的痰和瘀，虽然无形可见，但在气血紊乱的病理过程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古人云：“怪病责之于痰，久病责之于瘀。”关幼波教授一直强调的气血辨证理论，其核心辨证产物正是痰和瘀，即所谓“无形之痰”“无形之瘀”。活血化痰需把握好度，代表药物如泽兰、藕节、杏仁、橘红等，一横一收，一上一下，同时起到肺、脾、肾三脏同调的作用。

第三，注重三焦，即肺、脾、肾同调。上焦肺主宣发肃降，调节水液代谢；中焦脾胃运化水湿；下焦肾主开合，渗利水湿。通过调理上、中、下三焦，调动全身气机，促进气血正常运行，对水液的排泄具有显著效果。提壶揭盖法就是典型代表。此法源于生活。水壶盖上留有小孔，若没有这个孔，水便难以顺畅倒出。提壶揭盖法通过开启“盖子”、调节气压来促进水流，中医运用这一原理，强调肺的宣发与肃降功能在水液代谢中的关键作用。若肺的宣发肃降失常，水液代谢就会出现严重问题。代表药物如前所述的杏仁、橘红。在顽固性腹水的治疗中，是否运用宣发肃降之法，疗效差异显著。

第四，适时温阳利水。《金匮要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温脾阳，脾得阳始运，运用甘温之品，振奋中焦脾阳，恢复制水散精功能，从源头上杜绝水湿产生；温肾阳，点燃命门之火，恢复肾的蒸腾气化功能，使水液升清降浊，各走其道；助气化，阳气是气化动力，温阳加强了全身气化功能，时水液正常布散、运行和排泄。

第五，兼顾现代医学的病理机制。考虑到门静脉高压、脾功能亢进等病理改变，患者常表现为血红蛋白降低、血小板减少、凝血功能下降，同时门脉高压可能进一步加重。这些本质上仍属于血液循环障碍的范畴。因此，我们采用安神、补气之法，并酌情使用血肉有情之品以补益气血。从广义上讲，这仍然属于“扶正”的范畴。

通过以上“治鼓五法”的综合运用，许多顽固性、反复发作的肝硬化腹水患者，甚至在不依赖现代医学输注白蛋白或利尿剂的情况下，通过中医系统调理，病情得到了显著恢复。

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典型案例，正是这五种方法的集中体现。该患者40多岁时即出现肝硬化腹水，一般而言，腹水出现后三年存活率已不乐观。然而，这位患者一直活到70多岁，最终去世的原因并非肝病，而是心脏病发作。这一案例充分说明，对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在这些中医理论指导下的系统治疗，不仅能够使病情得到恢复，部分患者甚至可能实现从失代偿向代偿的转化。

就在前几天，我还接诊了一位腹水患者。目前其所有评估失代偿的指标——包括低蛋白血症、门静脉高压等——均已完全恢复正常。这是一个典型的从失代偿期肝硬化逆转为代偿期的实例。

03 问题三        

肝胆相照

当前肝病谱正在发生变化，脂肪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等日益增多。您认为中医在这些肝病领域可能发挥哪些优势？

徐春军教授

谈到这个话题，我想特别提到，在本次大会中，我们专门设立了药物性肝损伤与自身免疫性肝病的分会场，这也反映了当前肝病谱的显著变化。

近年来，随着抗病毒药物的广泛应用和疫苗的普及，年轻人群中的病毒性肝炎发病率已明显下降。然而，抗病毒药物并非万能，肝病的整体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一方面，病毒性肝炎新发病例逐渐减少，但存量的危重疾病，如肝硬化、肝癌，仍然较多且持续进展；另一方面，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生活压力的增加，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糖脂代谢异常所导致的慢性肝病日益增多。此外，因生理因素、情绪压力等导致的免疫紊乱与免疫失常，使得自身免疫性肝病的发病率也在上升。同时，不合理用药所引发的药物性肝损伤同样呈现增多趋势。

可以说，当前的肝病疾病谱已与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截然不同。面对这一变化，在现代医学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加强中西医结合、中西医融合与中西医联合，充分发挥中医的特色与优势，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令人欣喜的是，在本次大会的相关分会场中，多位专家展示了中医在临床应用中的研究成果，包括一系列临床研究及RCT相关研究。这些成果表明，中医在上述肝病领域大有可为、大有可图。

因此，我认为应当进一步加强这些方向的研究。中医需要与时俱进，随着疾病谱的改变，结合当前临床实际，在原有学术基础上不断发扬光大，把中医特色治疗贯穿于整个医疗活动之中。这应该是我们下一步发挥学会及行业引领作用的重点任务之一。

04 问题四        

肝胆相照

“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二十七次中医肝胆病学术会议”已顺利召开，作为本次大会的主席，您认为大会中有哪些课题或研究报告最值得与会者重点关注？

徐春军教授

本次大会的学术内容设计，源于年初常委会的顶层规划，主要围绕三个重点方向展开：

第一个重点是坚持中医特色在肝病治疗中的主导地位。这也是我们连续多年设立“中医名家传承”专场的原因，该专场一直深受与会者欢迎。通过这一平台，我们将老一辈中医名家以及当代优秀中医师在肝病治疗领域积累的宝贵经验、有效处方及其临床应用成果，系统展示给业界。我个人认为，中医与西医在联合、结合与融合的过程中，各有其独特的优势。每种医学体系都有自身的专长，而中医在肝病治疗方面的独到价值，在本届大会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第二个重点是设立青年论坛和博士论坛。医学与科研的发展，关键在于未来人才的培养。青年人才是我们专业和行业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研究成果与学术创新，关乎中医肝胆病事业能否在前人基础上不断拓展与提升。作为全国性的学术分会，我们理应发挥引领和导向作用，因此专门设立青年论坛和博士论坛，为年轻学者提供展示科研成果、交流学术思想的平台，促进相互学习与共同进步。

第三个重点是围绕国家重大专项导向，聚焦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慢病管理。近年来，国家在重大专项招标中，越来越倾向于支持涉及公众健康的慢病研究。具体到我们专业，如脂肪代谢异常、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糖脂代谢异常等疾病，虽然表面看似不甚严重，但实际存在向肝硬化、肝癌进展的风险，且与民众日常生活健康密切相关。

此外，针对“慢肝”领域——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病毒性肝炎高发背景下，肝硬化、肝癌已成为影响患者身心健康的关键疾病。众所周知，一旦进展至肝硬化、肝癌阶段，治疗难度、费用及患者所承受的身心压力均显著增加。因此，如何围绕国家四大慢病和重大疾病，发挥中医特色优势，在现有研究基础与疗效上实现进一步提升，形成有效的药物或治疗方案，更好地服务于患者，是当前专业与行业层面亟需关注和引领的方向。这也是我们下一步需要重点推进的工作。

从“虚、瘀、痰、毒”的病机阐发，到“治鼓五法”的临床实践；从顽固性腹水患者二十余年的带病生存，到失代偿期肝硬化的再代偿逆转——徐春军教授三十余年的治肝之路，始终贯穿着一个核心理念：扶正祛邪。

在现代肝病疾病谱深刻变革的今天，病毒性肝炎渐趋平稳，而代谢性肝病、自身免疫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及肝硬化、肝癌等复杂难治性疾病日益成为临床主体。面对这些多因素交织、病程迁延、正虚邪实的慢性肝病，单纯追求“祛邪”往往力有不逮。徐春军教授及其所代表的中医肝胆病学界，以“扶正祛邪”为突破口，强调调理肝脾肾、中州当先，重用生黄芪以补气利水，注重活血化痰、三焦同调，既尊重现代医学的病理机制，又充分发挥中医整体观念与个体化治疗的双重优势。

中医药在肝病领域的作用，从来不是“最后的无奈之选”，更非可有可无的辅助点缀。它正以扎实的临床疗效、严谨的科研数据和无数患者生活质量的切实改善，交出一份沉甸甸的时代答卷。让肝癌患者有尊严地活着，让失代偿肝硬化患者看到再代偿的希望——这不仅是徐春军教授的个人追求，更是整个中医肝胆病学科的时代使命。

未来，随着疾病谱的进一步演变和循证医学的不断深入，中医药在肝病防治中的独特价值必将得到更广泛的认同与更系统的阐发。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传承与创新的双轮驱动下，中医“扶正祛邪”治肝之路，将越走越宽，为更多患者带去生机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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