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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肺癌患者围手术期症状负担重，严重影响康复与生活质量。传统症状管理模式以住院定时查房、出院门诊随访为主，存在症状识别滞后、出院后监测缺失、评估缺乏量化等缺陷，常导致干预延迟、患者满意度不高。近年来，基于电子化患者报告结局（electronic patient-reported outcome，ePRO）的症状管理模式日益受到临床重视。国内外现有高级别证据表明，该模式通过主动监测、实时预警与远程干预，实现对症状的全程动态管理，有助于改善患者康复效果及就医体验。作为常规医疗服务的补充，ePRO症状管理模式旨在提升照护质量，而非替代既有医疗流程。为促进该模式在肺癌围手术期的规范化应用，本共识综合国内外循证证据，经50余名专家多轮投票，形成12条共识意见，涵盖症状监测、预警及干预3个核心环节，以期为临床提供科学的实践推荐。

正  文

肺癌是中国及全球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1-2]。国家癌症中心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新发肺癌病例达106万例[1]，其中约30%的患者会接受手术治疗[3-4]。然而，手术创伤及疾病本身常导致患者出现疼痛、咳嗽、气短等生理症状及苦恼、焦虑、抑郁等心理症状[5-7]，且术后中重度症状发生率高达68%[6]，平均持续7周[8]，严重影响康复进程及生活质量[9-10]。

传统的症状管理模式以住院期间定时查房问诊、出院后门诊随访为主要形式，整体呈现“被动响应”的特征[11]。其核心缺陷可归纳为3点：（1）症状识别滞后，依赖定期查房或临床随访而非实时监测，可能延误最佳干预时机；（2）出院后缺乏连续性监测，难以实现全程动态管理[12]；（3）症状评估缺乏量化，主观性强，限制了个体化精准决策。上述缺陷导致传统管理模式下患者术后30 d非计划再入院率高达11%[13-14]，满意度仅为80%左右[15-16]，提示当前管理模式亟需优化[17]。

随着“以患者为中心”理念的深化，基于患者报告结局（patient-reported outcome, PRO）的症状管理模式[18-19]日益受到国内外专业协会和指南推荐[20-23]。PRO指患者直接报告的健康状况（如症状）、功能状态（如行走能力）及治疗感受（如满意度），未经医护人员及其他任何人员解释或干预[24]。PRO不仅可以作为“结局指标”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25-27]，还可作为“工具”辅助患者管理[28-30]。电子化患者报告结局（electronic patient-reported outcome, ePRO）症状管理是指采用电子化手段实现症状的监测、预警和干预（图1）[18]。相较于传统纸质方式，电子化方式可显著提升管理效率和精准度[31-32]。多项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33-34]证实，基于ePRO的症状管理模式可显著降低肿瘤患者症状负担[28-30]、改善功能状态[35]、降低再入院率[36]并延长生存时间[37]。

图 1     ePRO 症状管理模式示意图

ePRO：电子化患者报告结局。

在肺癌外科领域，美国开展的RCT[28]显示，ePRO症状管理组出院后4周中重度症状发生率较常规管理组降低11%。国内多项RCT进一步证实，ePRO症状管理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降低19.1%[29]，出院时、出院后症状负担更轻[29-30,38-39]，功能状态更佳[29-30]。尽管ePRO症状管理模式的临床价值已得到验证，但在实施层面尚缺乏统一的操作规范[11,40]。《“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患者体验”列为医疗服务质量重要指标，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主题活动（2023—2025年）》亦明确要求优化患者管理流程。在此背景下，建立符合我国医疗资源配置特点的肺癌围手术期ePRO症状管理操作规范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

本共识基于国内外最新循证医学证据[28-30]，参考国内外相关指南与共识[23,41-48]，经胸外科及PRO领域50余名专家多轮讨论和投票，最终形成12条共识意见，旨在为ePRO症状管理模式在肺癌围手术期的规范化应用提供科学推荐。

 1 共识制定方法

1.1　临床问题构建、文献检索与证据评价

本共识工作组基于PICO原则构建肺癌围手术期（本共识定义为自入院起至出院后4周）ePRO症状管理的核心临床问题。系统检索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等国内外核心数据库，检索时限自建库至2025年12月。检索词涵盖“肺癌”“围手术期”“电子化患者报告结局”“症状管理”的主题词及自由词。文献筛选与数据提取由2名专家独立完成并交叉核对，最终纳入文献65篇。采用AMSTAR 2（a measure tool to assess systematic reviews 2）量表[49]评价系统评价/Meta分析的方法学质量，应用ROBUST-RCT（risk of bias instrument for use in systematic reviews-for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工具[50]评估RCT的偏倚风险，采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51]评价高质量观察性研究，以确保纳入证据的严谨性。

1.2　专家共识度评价与推荐意见分级

在综合文献证据与临床经验形成推荐条目草案后，工作组采用改良德尔菲法组织多学科专家进行匿名投票。专家使用Likert 5级评分法对每条推荐意见进行评价，本共识将“评分≥4分（同意或非常同意）的专家比例≥80%”作为共识达成的标准。推荐级别依据循证证据水平与专家共识度综合确定，分为4个层级[52]：ⅠA级：基于Meta分析或RCT等高水平证据，专家组意见高度一致（同意率≥90%）；ⅠB级：基于上述高水平证据，专家组意见基本一致（同意率80%～89%）；ⅡA级：基于较低水平证据，专家组意见高度一致（同意率≥90%）；ⅡB级：基于较低水平证据，专家组意见基本一致（同意率80%～89%）。首轮未达成共识的条目经会议研讨修订后进行次轮投票，直至所有推荐意见达成共识。

1.3　共识注册

本共识已在国际实践指南注册与透明化平台完成注册（注册号：PREPARE-2026CN440）。

 2 共识内容

2.1　ePRO症状监测

肺癌患者围手术期症状负担最为显著[8,53]，且症状管理需求贯穿术前至出院后全周期[54-55]。一项基于54项研究的综述分析[56]显示：肺癌手术患者术前及术后均存在高症状负担，其中疼痛、呼吸困难、咳嗽、乏力、抑郁和焦虑为最常见症状；术前存在症状是术后症状严重程度及持续时间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且症状负担是术后生活质量的独立预测因子。基于上述证据，本共识建议将经临床或病理诊断为肺癌且计划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纳入ePRO症状监测计划。该计划通过实时监测患者报告的症状信息，尤其应对老年、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接受过新辅助治疗或拟行复杂手术（如支气管袖状切除、肺动脉成形）的患者实施重点监测，这有助于医护人员及时掌握症状动态变化，从而早期识别潜在并发症并采取干预措施[57]。

在ePRO症状管理实施过程中，需注意可能出现的症状干预滞后情况，其原因包括信息系统故障、医护人员工作负荷高峰或非正常办公时间等。这种滞后性可能导致患者症状恶化或出现严重并发症。因此，为保障医疗安全，应在患者参与ePRO管理前明确告知：ePRO症状监测是常规医疗服务的补充选项，不属于临床必须，也不替代现有医疗流程；患者在任何时间，尤其是出现严重症状（剧烈胸痛、持续性呼吸困难等）时，均可通过常规医疗途径（电话、急诊、门诊等）及时寻求帮助[28-29,58]。同时，应提供24 h应急联系电话，确保在系统故障时仍能实现症状干预。

共识1：推荐将经临床或病理诊断为肺癌且计划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纳入ePRO症状监测计划；同时明确告知患者：ePRO症状监测是常规医疗服务的补充，不属于临床必须，也不替代现有医疗流程。症状监测期间若出现任何不适，可通过常规医疗途径寻求帮助（ⅠA）。

基于网络的ePRO系统通过标准化接口设计，可实现症状数据的实时采集、动态监测及安全远程传输[59-61]。现有研究表明，相较于传统纸质工具，ePRO系统具有显著优势：患者填表时间更短[62]，填表完成率更高，且数据录入错误率降低27.5%[63]。

在中国，移动互联网的高普及率为ePRO系统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11亿人，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高达99.7%，而微信平台月活跃账户数近14亿。这一用户基数优势，使基于微信生态的ePRO系统具备天然的高可及性[64]。因此，国内相关ePRO研究[29,38-39]均采用微信进行症状数据采集。

基于上述背景，本共识建议患者端症状上报优先采用微信小程序、专用应用程序（APP）等移动应用工具。在患者端工具的界面设计上，应遵循简洁直观的原则，以此提高患者报告的依从性[65-66]。针对高龄、低教育水平等数字弱势患者，应基于其身心特征与认知能力，开发兼具适老化设计与简易操作特性的数字健康设备，搭载语音输入、语音引导等辅助功能；同时，应构建家属、照护者与医护人员协同参与的症状填报模式，以有效保障患者围手术期症状信息上报的及时性、准确性与完整性[58,67-69]。

共识2：推荐患者端优先采用微信小程序、专用APP等移动应用工具完成症状上报（ⅡA）。

肺癌围手术期症状监测的核心症状选择需兼顾症状严重程度、疾病阶段特异性及临床干预可行性。研究显示，肺癌围手术期症状呈现动态演变特征：术前阶段以悲伤、苦恼等心理症状为主[70]，术后则以疼痛、咳嗽、气短等躯体症状为主[5,7]。国外开展的肺癌围手术期ePRO症状管理RCT[28]将疼痛、睡眠障碍、苦恼、气短及便秘作为监测核心症状，而中国3项RCT[29,38,58]则以疼痛、乏力、睡眠障碍、气短和咳嗽为核心症状，其中一项研究[58]进一步纳入悲伤感和苦恼等心理症状作为补充监测指标。基于上述证据与临床可操作性考量，本共识建议肺癌围手术期ePRO症状监测的核心症状至少应包含疼痛、咳嗽、气短及苦恼；同时根据临床需求或研究目的，酌情增加对乏力、睡眠障碍等症状的监测。

症状评估需依托可量化的PRO测量工具[71]，这些工具为症状监测提供了标准化的评估框架。在实际临床应用中，0～10数字评分法（numerical rating scale, NRS）凭借其独特优势，成为围手术期症状监测的首选方法[53,72-74]。相较于语言评分法（verbal rating scale, VRS）和视觉模拟评分法（visual analogue scale, VAS），0～10 NRS具有3方面优势：其一，易于理解且操作简便，其“0=无症状”至“10=可想象的最严重症状”的线性标尺设计符合人类直觉认知规律，无需复杂培训即可实现快速评估[75]；其二，测量灵敏度高，11级评分梯度可捕捉症状的微小变化[76]，这种灵敏度优势在监测术后疼痛控制效果或咳嗽程度变化等临床场景中具有重要价值；其三，动态评估效能突出，连续评分数据可生成可视化趋势曲线，有助于临床团队及时识别症状波动模式并调整干预策略。目前多个主流肺癌症状量表如MD安德森症状量表-肺癌子表（MDASI-LC）[77-78]、肺癌术后症状量表[79]及肺围手术期症状量表（PSA-Lung）[53,74]，均采用该评分体系，其临床适用性已得到广泛验证（表1）。

共识3：建议核心监测症状包括疼痛、咳嗽、气短及苦恼，推荐采用0～10 NRS进行量化评估（ⅠB）。

本共识将肺癌围手术期界定为自患者入院至出院后4周，这一划分主要基于以下3方面考量。其一，症状轨迹的双峰特征[80-81]，即术后第1天症状达到首个峰值，随后逐渐缓解；而出院后1周内则出现第二个症状高峰，之后亦逐渐下降。其二，症状负担的持续时间，肺癌术后中重度症状平均持续1个月[53]，出院后4周内的监测可覆盖症状的关键恢复期。其三，管理模式的场景差异，住院期间可由医护人员直接干预，出院后则需依赖远程管理手段。

国际上，ePRO症状管理主要聚焦于出院后阶段[28,82-84]，这一现象可能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住院时间差异，国外患者术前多居家等待，手术当日入院且术后住院时间普遍为2～4 d[85-87]，而国内患者多在入院后才开始检查，且术后住院时间多为4～7 d[7,53,88-89]。二是传统认知局限，认为住院期间患者的症状能理所当然地得到及时、充分地控制，因而不需要额外的电子化监测。但研究表明，在传统照护模式下，医护人员往往低估了患者症状的实际严重程度[90-91]，且焦虑、苦恼等心理症状常被忽视[92-93]。Dai等[29]在中国开展的RCT证实，住院期间实施ePRO症状管理可显著减轻患者出院时的症状负担，为住院期间监测的必要性提供了直接证据。因此，将住院期间纳入ePRO管理范围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在监测频率的设定上，国内外研究进行了多样化探索。Dai等[29]在中国开展的RCT涵盖术前、术后住院及出院后全周期，规定术前监测1次、术后住院期间每日1次、出院后每周2次直至4周或术后抗肿瘤治疗开始；Liang等[58]在中国开展的RCT监测时段跨度较大，具体为术前监测1次、术后第1、3、5、7天各1次，以及出院后12周内每周1次。Xu等[38]在中国开展的RCT监测时间为术后第1、3、5、7、14天各1次。Cleeland等[28]在美国开展的RCT聚焦于出院后阶段，设定出院前监测1次、出院后每周2次直至4周；O'Leary等[83]在美国开展的一项队列研究中，将出院后监测分为2个阶段，前2周每周2次、后2周每周1次；而Sewell等[84]在美国开展的一项应用研究则针对出院后短期情况，设定出院后每天监测1次直至10～14 d。

上述研究显示，监测频率的设定需在“捕捉关键变化”与“避免过度负担”之间取得平衡。因此，可在关键时间点进行密集监测，同时避免给患者和医护人员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共识4：监测时限建议为自入院起至出院后4周；监测频率建议为术前至少1次，术后住院期间每日至少1次，出院后第1～2周每周至少2次，第3～4周每周至少1次（ⅠB）。

电子化提醒是保障症状监测连续性、减少数据缺失的关键手段。在提醒方式选择上，国外多采用电子邮件及自动电话提醒[28,36,69,83]，而国内患者较少有电子邮件使用习惯。鉴于国内庞大的手机网民基数和微信用户群体[64]，微信或短信提醒更契合中国患者的日常使用习惯[18,29,58]。

在提醒时间上，建议无论住院期间还是出院后，均应与医护人员工作时间同步，以确保症状上报后能得到及时响应[18]。具体提醒次数建议至少设置2次，例如上午、下午各1次。系统运行逻辑为：若患者在预设提醒时间前已完成量表填写，则自动取消本次提醒；若未完成，则按预设顺序依次启动第1次、第2次及后续提醒[29]。

在提醒策略实施上，临床研究与临床应用存在差异。为提高量表完成率，临床研究多设定当患者在当前监测时间点未完成填写时即启动人工提醒[28-29,58,69]；而临床应用中，为减轻人工提醒负担，建议当患者连续2个监测时间点未按时完成症状上报时进行人工随访[83]，并明确未上报原因（如手机网络问题、患者主观意愿等）。以Dai等[29-30]开展的RCT为例，系统每日7时及14时自动向患者发送短信提醒；若患者未在下午14时完成电子问卷填写，则由医护人员进行人工提醒。

共识5：推荐采用短信、微信、专用APP等电子化方式提醒患者按时完成症状上报；若患者连续2个监测时间点未上报，建议进行人工随访并明确原因（ⅡA）。

2.2　ePRO症状预警

ePRO症状预警是连接症状监测与临床干预的核心环节，其规则设计需兼顾敏感性与特异性。现有预警规则主要基于3类逻辑：其一，症状严重度评分，通过设定绝对阈值触发预警[29,58]；其二，症状恶化幅度，依据评分变化阈值启动预警[36,69]；其三，症状变化趋势，通过连续评估的动态轨迹设定预警条件[94]。

在肺癌围手术期领域，现有4个RCT均采用症状严重度评分作为单一预警规则，这可能与这一规则的操作性较强有关。Cleeland等[28]在美国开展的RCT将预警阈值设定为≥3分或5分；Dai等[29]、Xu等[38]及Jing等[39]在中国开展的RCT则多将预警阈值设定为≥4分。Mooney等[94]在化疗患者中采用双重预警规则，即症状评分≥5分或7分，或连续多日出现4～7分中等程度症状时触发预警（0～10评分制）。Basch等[36]也采用了类似的双重预警规则，当患者报告的症状严重程度达到绝对值3分，或症状恶化幅度达到2分时触发预警（0～4评分制）。

在具体症状的阈值设定方面，应综合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指南、专家共识及临床研究结果加以确定[28-29,58]。NCCN指南建议疼痛≥4分需启动临床干预[95]，苦恼≥4分提示心理干预需求[96]。Zhang等[9]的研究提出肺癌术后咳嗽评分的分级阈值，建议以≥3分作为轻度转中度的界值，≥6分作为中度转重度的界值。此外，研究显示术后住院期间气短的最佳预警阈值为6分[97]，出院后调整为5分[98]。

综上所述，本共识建议采用基于症状严重度评分的预警模式：轻度症状不启动预警，中、重度症状启动预警。具体分级见表2。

共识6：建议对中、重度症状启动预警。其中，中度症状预警触发条件为疼痛4～6分、咳嗽3～5分、气短5～6分、苦恼4～6分；重度症状预警触发条件为疼痛≥7分、咳嗽≥6分、气短≥7分、苦恼≥7分（ⅠB）。

预警信息的反馈方式是影响症状干预时效性的关键因素，其选择需综合考虑医疗机构信息化水平、医护分工模式及人力资源配置。国内外实践存在显著差异。国外医护人员普遍具有邮件使用习惯，且护理团队拥有处方权等临床决策权限，同时人力成本结构与国内不同。因此，其预警信息多通过邮件定向推送至护士端[28,36,69]。相比之下，国内医护人员更依赖即时通讯工具，尤以微信为主要信息传递载体[64]；同时，医师在症状干预中占据主导地位，护士更多承担执行角色。基于此，国内研究多采用微信将预警信息直接推送至医师端[18,29,58]。

预警信息的内容设计同样至关重要，其核心要素应包括患者基本信息及症状评分，这些是临床判断的基础数据。既往研究[28-29,58]多采用纯文字形式传递预警内容，但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多媒体形式（如动态图表、语音简报等）逐渐展现出优势[99-101]。例如，趋势图可直观呈现症状评分变化轨迹，有助于医护人员快速识别恶化趋势；语音提示则能在紧急情况下缩短信息读取时间，提升响应效率。

共识7：症状预警信息推荐以多媒体形式（如文字、图表、语音等）实时反馈至医护端（ⅡA）。

预警信息反馈模式的演进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管理理念转变。传统研究[28-29,36]多采用单向传递机制，仅将预警信息推送至医护端。该模式虽能保障专业干预，但存在患者参与度不足的局限，患者无法及时获知症状严重程度，可能延误干预。近年研究趋向构建“医护-患者”双通道反馈机制，即在向医护团队推送预警信息的同时，也以患者易懂的方式反馈给患者，并附自我管理建议[58,69]。该模式具有三重优势：其一，患者可根据建议先行处理症状，实现症状及时控制；其二，通过患者自主管理，可减少非紧急情况下的医护介入，优化资源分配；其三，增强患者对症状管理的认知与依从性，改善整体就医体验。这种双通道反馈机制既契合快速康复外科理念，又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现代医疗模式转型，有望成为未来ePRO症状管理的标准流程。

共识8：症状预警信息建议同步反馈至患者端，并附自我管理建议（ⅡA）。

2.3　ePRO症状干预

ePRO症状管理应建立分级响应程序，以明确不同症状等级的响应时限与处置措施。目前其设计模式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为三级预警响应。例如，一项肿瘤手术出院后ePRO管理研究[82,102]通过症状严重程度构建三级响应路径：第一级针对预期症状，系统自动向患者发送自我管理建议；第二级针对潜在关注症状，建议患者当日主动联系医护团队；第三级针对明确并发症征象，建议患者立即联系医护人员，同时系统同步向专科护士推送预警邮件。第二种为两级预警响应。例如，在一项化疗患者ePRO症状管理研究[103]中，“琥珀色警报”对应持续存在的轻中度症状，要求医护团队在8 h内响应；“红色警报”则针对化疗紧急情况（如中性粒细胞减少性脓毒症），需在30 min内响应。另一项门诊肿瘤手术后ePRO症状管理研究[100,104]中，针对中度症状触发“黄色警报”，外科医师团队需在正常办公时间内通过电话或短信联系患者；针对高风险症状（如严重呼吸困难）则触发“红色警报”，患者端同步弹出电子警示框，提示立即联系医师。

不同预警模式下，响应时间的设置存在一定差异。在一项肿瘤化疗ePRO症状管理研究中，中度症状要求8 h内响应，重度症状需30 min内处置[103]。而在肺癌围手术期研究[28-29,58]中，多设定24 h为中重度症状预警的最迟响应时限；其中Dai等[29]开展的RCT中，医务人员对中重度症状预警的实际中位响应时间为39.5 min。在真实世界环境下，一项涵盖33个癌症中心的研究[105]显示，医护团队处理预警的中位时间为13.7 h。

肺癌围手术期患者症状具有变化迅速、病因复杂的特点，因此症状预警的及时处置对保障患者安全至关重要。延迟响应可能引发3类风险：其一，症状恶化风险，如术后疼痛、呼吸困难等可能在短时间内从中度发展为重度，错过最佳干预窗口将增加治疗难度和患者痛苦；其二，严重并发症识别延误风险，部分症状可能是潜在严重并发症的早期表现（如气短提示气胸、胸痛提示肺栓塞）[106]，延迟处置可能危及生命；其三，医疗服务体验下降风险，患者对症状及时控制的期待值较高，响应延迟可能直接降低其对医疗团队的信任度与满意度[54,107]。

综合现有证据与临床可操作性需求，建议建立基于症状严重度分级的两级预警响应程序：对于中度症状预警，建议医务人员在24 h内响应；对于重度症状预警，建议及时响应，具体响应时限由各医疗机构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确定，最迟不超过24 h。

共识9：医务人员接到症状预警后，中、重度症状预警响应时限建议不超过24 h（ⅡB）。

基于医护分工模式及人力资源配置的差异，国内外在肿瘤症状干预方式上存在显著区别。国际研究[28,36,69]多采用分层干预模式，即首先将ePRO症状预警信息推送至护理团队进行处置；若超出护理职责范围，则转至肿瘤专科医师处理。该模式充分发挥了护士在患者教育、症状评估及基础干预方面的专业优势，通过分级响应机制有效缓解了医师的工作负荷。相比之下，国内研究[18,29,58]中的ePRO症状预警信息多由医师直接主导处理。这一做法虽能依托医师对病情的全面把握及处方权实现高效处置，但也存在两方面潜在问题。其一，医师需同时承担多重职责，工作负担增加，可能降低预警响应的时效性；其二，对于用药指导、心理干预、康复训练等跨专业领域的干预，肿瘤专科医师的处置效果可能不及相关专业人员[108]。

鉴于此，肺癌围手术期ePRO症状干预建议构建以胸外科医护人员为核心、多学科资源整合的协作团队。具体实施应结合医疗机构的实际条件，明确各成员职能定位。例如，胸外科医师负责严重症状预警的处置，胸外科护士承担一般症状的干预，精神心理科医师专项处理心理相关症状，临床药师提供用药方案优化建议，营养科医师进行营养评估并制定个体化营养支持方案，康复科医师制定个体化康复计划，中医科医师提供中医药及针灸等。同时需建立标准化协作流程，如由护士通过ePRO系统接收预警后进行初步分诊，并根据症状类型转交相应学科成员。此模式通过整合多学科专业优势，可显著提升症状干预的精准性。

共识10：症状干预由胸外科医护人员主导，并建议联合精神心理、药学、营养、康复、中医等多学科团队协同实施（ⅠA）。

症状干预措施的有效性直接影响患者的康复效果与就医体验。主要干预措施包括以下5个方面[28-29,58]：（1）询问：通过详细问诊，了解症状的具体表现、严重程度及潜在成因；（2）患者教育：向患者提供有关疾病知识、症状管理方法、药物使用指导等，提升其自我管理能力；（3）处方调整：依据患者报告的症状评分及问诊结果，优化用药方案或采取非药物干预（如物理治疗）；（4）心理支持：评估患者情绪状态，通过倾听、共情与心理疏导，缓解焦虑、苦恼等心理症状，增强康复信心；（5）建议就医：综合评估患者病情，判断是否需要进一步前往诊所或医院诊治，确保危急患者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处置。

为确保干预措施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其制定应以国内外权威指南、专家共识及临床处置常规为依据。例如，NCCN指南和美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为癌症相关症状的管理提供了权威建议[109-110]；《肺癌围术期疼痛管理专家共识》[111]针对肺癌围手术期疼痛的处理提出了针对性建议；而临床处置常规是基于医疗机构长期实践形成的工作流程，能够确保干预措施的可操作性。

综上所述，依据症状严重程度分级的两级预警响应程序，本共识将分级干预策略总结为表3。

共识11：症状干预措施包括询问、患者教育、处方调整、心理支持及建议就医等。各项措施的制定均应以临床指南、专家共识及临床处置常规为依据（ⅠA）。

住院期间与出院后的症状管理存在显著的场景差异，因此需要构建分阶段干预策略。住院期间，医护人员可通过床旁查房实现及时的面对面症状干预。因此，为提高干预效率，建议对住院期间的症状预警（尤其是中度症状预警）采取集中处置模式，即在查房时段统一处理[29]。该模式既可减少因频繁响应预警而带来的工作负担，又能通过规律查房确保患者症状获得系统性管理。出院后，患者脱离医院环境，传统的面对面干预方式难以实施。此时，建议借助电话、短信、微信及专用APP等远程沟通手段，保障患者在居家期间仍能获得及时的症状干预[100,102]。

共识12：住院期间的症状预警建议纳入查房流程集中处置，出院后推荐采用远程手段（如电话、短信、微信及专用APP等）实施干预（ⅡA）。

 ３ 小结

本共识作为国内外首部聚焦肺癌围手术期ePRO症状管理的操作规范，旨在为数字化症状管理提供一套系统化的实践参考。需明确的是，本共识推荐的ePRO症状管理模式可作为常规医疗服务的补充，不属于临床必须，也不替代既有的医疗流程，同时不宜视为医疗监护责任的延伸。该模式通过构建症状“监测-预警-干预”的数字化闭环管理，有助于辅助医护人员更及时地掌握患者症状动态，优化医患沟通。患者在任何时候出现不适症状，仍可通过电话、急诊、门诊等常规医疗途径及时寻求帮助。因此，建议实施ePRO症状管理模式的医疗机构结合自身资源条件、临床需求及患者群体特征进行因地制宜部署，通过前期需求评估、流程设计及人员培训等措施，确保方案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本共识的内容尚需在临床研究和实践中持续完善并更新，以期为患者提供更优质的照护。

利益冲突　无。

共识计划书及审阅专家名单见本刊网站电子版。

主编：李强（四川省肿瘤医院）、石丘玲（重庆医科大学）、乔贵宾（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车国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胡坚（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蒋雷（上海市肺科医院）、李杰（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执笔：戴维（四川省肿瘤医院）、雷铖（四川省肿瘤医院）、张远强（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张榕（雅安市人民医院）、景鹏宇（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徐金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郑于臻（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赵亮（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讨论专家（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

比确子拉（四川省肿瘤医院）、车云（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陈小康（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戴小军（扬州市中医院）、代一丁（四川省肿瘤医院）、代珍（成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龚胜（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中心）、郭庆（伊普德峰（北京）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何宇（雅安市人民医院）、李钢（四川省人民医院）、李竹月（四川省肿瘤医院）、廖佳（四川省肿瘤医院）、刘蔡杨（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刘芳（四川省肿瘤医院）、刘娟（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刘晓琴（四川省肿瘤医院）、刘杨珺（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牟云飞（成都市双流区第一人民医院）、蒲杨（重庆中医药学院）、石修杨（四川省肿瘤医院）、孙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唐立（绍兴第二医院）、王剑雄（四川省肿瘤医院）、王旭（伊普德峰（北京）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王雅琴（四川省肿瘤医院）、Xin Shelley Wang（MD安德森癌症中心）、魏星（四川省肿瘤医院）、徐娜（四川省肿瘤医院）、徐玮（重庆医科大学）、杨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余鸿凡（陆军军医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张静瑜（重庆医科大学）、张开鑫（成都大学附属医院）、张龙（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张崎（乐山市人民医院）、张文天（上海市肺科医院）、张亚帝（四川省肿瘤医院）、周和玲（四川省肿瘤医院）、朱婷婷（重庆医科大学）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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