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全球糖尿病的患病率迅速上升。其中，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T2D）约占所有糖尿病病例的90%。根据“健康与疾病的发展起源”（DOHaD）理论，生命早期的不良经历，包括产前和产后早期，可能会影响个体的代谢发展，并进一步导致成年后罹患T2D的风险增加。

先前的研究已将生命早期风险因素，如低出生体重、缺乏母乳喂养和孕期母亲吸烟，与成年后T2D风险增加联系起来。然而，这些生命早期风险因素与T2D发展之间的综合关联仍鲜有研究。此外，生命早期风险因素与T2D风险之间的关联可能受到个体对T2D的遗传易感性的影响。本研究旨在：1）评估生命早期累积风险因素与T2D发展之间的关联；2）进一步研究这种关联是否可以被遗传风险或后期健康生活方式所改变。

本研究纳入了UK Biobank中的148,621例参与者。通过三个早期生活风险因素（低出生体重、母亲孕期吸烟和非母乳喂养）的累积数量，研究计算了早期生活风险评分（early-life risk scores，ERS）。本研究估计了T2D的多基因风险评分（polygenic risk scores，PRS），并计算了参与者成年期间可改变的健康生活方式评分（modifable healthy lifestyle score，MHS）。

研究登记时参与者的平均年龄为55.4岁。在中位数为12.5年的随访期间，基线时共确定了7,408例T2D事件。T2D的患病率为4.98%。

ERS与T2D风险

在调整性别、年龄、TDI、出生年份、种族、家庭收入、教育程度、评估区域和糖尿病家族史后，ERS与T2D风险仍呈剂量反应式的正相关。在完全调整模型中，与没有早期生活危险因素的个体相比，具有1–3个早期生活危险因素的个体T2D风险分别高出16%（HR：1.16；95% CI：1.10, 1.22）、26%（HR：1.26；95% CI：1.17, 1.36）和93%（HR：1.93；95% CI：1.65, 2.26）。

ERS、T2D-PRS与T2D风险

较高的T2D-PRS与较高的T2D风险相关。在联合暴露分析中，研究观察到在完全校正模型中，随着早期生活风险因素数量的增加，所有PRS水平的T2D风险均呈现出持续的正向单调递增趋势。其中，暴露于最多早期生活风险因素（ERS=3）且T2D-PRS较高（第三等级）的个体风险最高（HR：6.67；95% CI：5.43，8.20），相比之下，无早期生活风险因素（ERS=0）且T2D-PRS较低（第一等级）的个体风险则较低。

图1：ERS和PRS与成年期T2D风险的联合关联

ERS、MHS与T2D风险

MHS较高的参与者罹患T2D的风险较低。在所有MHS水平中，ERS与T2D风险增加相关。在联合分析中，具有最高数量早期生活风险因素（ERS=3）且在成年期间生活方式不健康的个体中观察到的风险最高（HR：4.99；95% CI：3.54，7.02）。

图2：ERS与MHS对成年T2D风险的联合影响

综上所述，在这项大型前瞻性队列研究中，观察到无论后天的遗传风险和生活方式如何，早期生活中累积的风险因素均与成年后T2D患病风险的增加呈剂量反应关系。这些结果强调了早期生活中有效干预策略对于全生命周期预防T2D的重要性。

原始出处：

Hu, J., Yang, H., Liu, Y. et al. Longitudinal association of cumulative risk factors in early life, genetic risk, and healthy lifestyles during adulthood with the risk of type 2 diabetes. BMC Med 23, 239 (2025). https://doi.org/10.1186/s12916-025-04025-x

Tags： BMC Med.：生命早期经历、遗传与生活方式如何共同影响 2 型糖尿病发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