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和破坏性行为障碍（DBD）中，执行功能的损伤表现为自我调节和高阶认知过程的缺陷，这些过程对计划和执行目的性及自我服务行为至关重要。响应抑制作为执行功能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指抑制或延迟主导、自动或预先设定的反应的能力。尽管ADHD常常被认为是响应抑制能力受损的核心特征，但破坏性行为障碍（包括反社会行为障碍和对立违抗障碍）与响应抑制的关系尚未完全明确。在之前的行为学和神经影像学研究中，破坏性行为障碍与ADHD的共病对响应抑制机制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探讨，且结论不一。本研究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以维度化的方式，探讨了破坏性行为障碍和ADHD症状的严重性与响应抑制的行为和神经关联，并试图揭示其中的神经机制。

该研究在多个欧洲研究中心招募了35名具有DBD的儿童与青少年（8-18岁，19名男性）和31名年龄匹配的健康对照（18名男性）。所有参与者在进行性能调整的停信号任务（stop-signal task）时，接受了fMRI扫描。停信号任务是一种经典的探测反应抑制机制的任务，当参与者已启动反应时，需要中断或抑制该反应。研究的一个关键假设是，DBD和ADHD的维度特征会与反应抑制过程中神经激活的异常相关。行为数据分析表明，尽管DBD和ADHD症状的严重性与任务的具体行为结果没有显著关联，但在成功抑制和失败抑制的比较中，DBD和ADHD症状的严重性与大脑的不同区域（特别是前额叶和纹状体网络）之间的激活程度存在显著差异。

图1：成功抑制与成功反应试次对比中与ADHD症状严重性相关的大脑区域，左侧为影像展示右脑

具体而言，研究发现，DBD症状的严重性与右侧下额叶区域的激活增强相关，而ADHD症状的严重性与双侧纹状体的激活减少相关。在成功抑制与成功反应的比较中，ADHD症状的严重性与左侧外侧枕叶皮层的激活相关，而在失败抑制与成功反应的比较中，DBD症状的严重性则与右侧前额叶和左侧顶叶区域的激活减少相关。通过这些数据，研究提出，DBD和ADHD症状的严重性可能在前额叶-顶叶和前额叶-纹状体神经网络中表现出不同的神经激活模式，这提示了DBD和ADHD对响应抑制神经机制的独特贡献。

图2：成功抑制与失败抑制试次对比中与DBD症状严重性相关的大脑区域

此外，尽管在任务的行为表现方面没有发现显著的差异（例如，停信号反应时间（SSRT）），但与DBD和ADHD症状严重性相关的神经激活差异表明，DBD和ADHD对反应抑制神经网络的影响是相互独立但又相互交织的。尤其在DBD症状较为严重的参与者中，右侧下额叶的激活增强表明，这些区域的参与可能是DBD症状个体努力维持抑制控制的一个表现，而在ADHD症状严重的个体中，双侧纹状体的激活减少可能反映了对反应抑制的负面影响。研究还发现，DBD和ADHD症状的维度特征与前额叶和纹状体的不同激活模式有关，这可能为未来的临床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图3：DBD症状严重性与成功抑制对比中右侧额叶区域的激活关系

研究结果指出，DBD和ADHD症状的严重性可能通过不同的神经机制影响个体在任务中的表现，这些差异可能与大脑中前额叶-顶叶和前额叶-纹状体神经网络的不同激活模式密切相关。虽然这些结果在当前研究中已获得了较为一致的证据，但研究者也强调了这一发现需要在其他样本中进一步验证。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在更广泛的样本群体中进行重复实验，并对神经影像学的结果进行深入分析，以进一步揭示DBD和ADHD在反应抑制机制中的相对作用。

原始出处：

Saraçaydın, G., van Rooij, D., Kleine-Deters, R., et al. (2025). Disentangling the neural underpinnings of response inhibition in disruptive behavior and co-occurring ADHD.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

Tags： European Child & Adolescent Psychiatry：冲动控制障碍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独特神经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