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及其进行性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是肝硬化和肝细胞癌的公认原因。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NAFLD不仅与发生肝脏相关并发症的风险更大有关，还与心血管疾病（CVD）和慢性肾脏疾病（CKD）的风险增加有关。考虑到近年来中国NAFLD的负担出乎意料地迅速增加，中国拥有全球人口的近20%，因此迫切需要有效的方法来预防这种常见且繁重的肝病。

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地中海饮食，在治疗NAFLD或NASH时是有效的。动物器官肉（内脏）被认为与红肉（骨骼肌）类似作为食物，因为它含有类似于红肉的营养物质，如蛋白质、锌、铁、饱和脂肪和胆固醇。与鱼或豆类不同，红肉通常被认为是不健康的，主要是因为其饱和脂肪、胆固醇和血红素铁含量高。然而，动物器官肉是一种比大多数植物食物和骨骼肌更富含营养的食物，还提供大量的维生素E、叶酸、生物素和n-3脂肪酸。

从NAFLD到NASH的进展主要与氧化应激、炎症反应和线粒体功能障碍增加有关。线粒体功能障碍是解释NASH发展的主要细胞改变之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维生素E、叶酸、生物素、n-3脂肪酸以及二十二碳六烯酸和羟基酪醇联合给药可以减轻全身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并预防线粒体功能障碍。据报道，这些因素的潜在肝保护作用可能会突出一种策略，即专注于富含这些因素的食物，以降低NASH的风险。

在过去的十年里，几项研究试图在红肉摄入量与NAFLD事件风险之间建立联系。例如，在非裔美国人、日裔美国人、拉丁裔、夏威夷原住民和白人中进行的一项嵌套病例对照研究表明，红肉和加工红肉的膳食摄入量较高与NAFLD风险较高有关。对观察性研究的荟萃分析还报告了七项同质横断面研究以及美国、以色列、韩国和中国的一项病例对照研究中，较高的红肉消费量与NAFLD风险之间存在显著关联。

由于肉类供应或饮食习惯的差异，各国之间每日肉类消费的差异可能很大。在中国中东和西部，这些地区的每日肉类消费明显不同。事实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们的日常肉类消费水平不同，这可能会导致在调查每日肉类消费与某些慢性疾病风险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甚至相反，例如，红肉消费与CVD之间的关系。尽管之前发表的大多数研究表明，在西方国家，食用更多的红肉是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素，但亚洲研究的结果相互矛盾。例如，一项基于社区的队列研究表明，日本个体的未加工红肉消费与心脏死亡率之间存在反比关系。

鉴于动物器官肉类（offal）在中国被广泛消费，并且很少有研究调查动物器官肉类消费与NASH风险之间的联系，2022年6月16日发表在Hepatobiliary Surgery and Nutrition旨在调查动物器官肉类消费是否与活检证明NAFLD的中国成年人的NASH存在有关。

本研究共包括136名经活检证实的NAFLD的中国成年人。明确的NASH被定义为NAFLD活性评分≥4，脂肪变性、球囊肿和小叶炎症至少一分。使用自我管理的验证食品频率问卷来估计每日动物器官肉类消费量。进行了逻辑回归分析，以评估动物器官肉类摄入量与肝病严重程度之间的联系。

研究结果显示，该研究的136名参与者（80.9%的男性）的平均±标准差（SD）年龄为39.0±12.5岁，体重指数为27.4±3.6公斤/平方米。确定的NASH的流行率为65.4%。每日器官肉类消费量中位数为1.30克/1,000千卡。即使在调整人口统计学、生活方式变量、代谢和饮食因素以及肝脏纤维化阶段后，动物器官肉类消费也与NASH的存在成反比；NASH的调整赔率比率（95%置信区间）为最高三分位为0.15（0.03，0.69），中等三分位为0.18（0.05，0.70），而动物器官肉类摄入量的最低（参考）三分位数（趋势的P值=0.024）。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经活检证明NAFLD的中国成年人中，每日食用动物器官肉类的较高与NASH的患病率较低之间存在显著关联。然而，需要进行更大规模的研究来进一步证实其他种族群体的这些发现，并更好地阐明较高的动物器官肉类消费量与降低NASH风险之间的机械联系。

原始出处

Zhang, R.;  Zhang, H.;  Wang, Y.;  Tang, L.-J.;  Li, G.;  Huang, O.-Y.;  Chen, S.-D.;  Targher, G.;  Byrne, C. D.;  Gu, B.-B.; Zheng, M.-H., Higher consumption of animal organ meat is associated with a lower prevalence of nonalcoholic steatohepatitis. Hepatobiliary Surgery and Nutrition 2022, 12 (5), 64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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