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中，首个问题就是聚焦如何完善国家公共卫生体系；

在34个以农工党中央名义拟提交的提案中，关于构建现代化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提案排在了第一个；

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为本届全国人大会议准备了30个建议，其中约一半跟疫情有关，有关公共卫生的建议，他一口气写了5000多字……

2020年全国两会上，有关疫情的话题，一开始就成了热点。许多代表、委员聚焦如何补上公共卫生短板的问题，提出了真知灼见。

公共卫生机构“偏科”

从今年1月至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几乎没有歇过。华西医院团队先是驰援武汉，后又派专家远赴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支援，当黑龙江面临境外输入压力的时候，他们又赶到了绥芬河……

他说，这次疫情暴露了我国在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若干个短板,其中一个就是，防和治的分离。

李为民说，综合性医院都有预防保健科，但现实中其职能越来越淡化。“与此同时，传染病医院的综合救治能力不够。”在此次疫情中，很多新冠肺炎病人带有各种基础性疾病，传染病医院难以应对。

一些公共卫生机构也显现出防治分离的“偏科”现象。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市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吴浩说，疾控部门科研能力比以往更强的同时，跟老百姓打交道，做基础的社区卫生工作方面比以前差了。尤其是在接种疫苗，防治艾滋病、结核病、慢性病等逐步下沉到社区后，疾控部门开始承担检查和指导的任务，“但脱离了实践怎么检查，怎么做技术指导。”

针对防治分离的短板，李为民建议，可通过依托大型综合性医院建设公共卫生中心的做法，实现平战结合。

在社区层面，吴浩建议，要做到常态化防疫，疾控部门平时要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动。“平常没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疾控人员就从事慢病防治、健康知识科普等工作，跟老百姓打交道，增加社区防控的基层经验。”

农工党中央也在《关于构建满足重大疫情防控与应急管理需求的现代化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提案》中建议，推动公共卫生服务与医疗服务无缝衔接、高效协同，健全联防联控、防治结合、群防群治工作机制，夯实公共卫生体系基础。

围绕上述问题，有关部门已经开始采取行动。全国两会前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等联合印发了《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方案提出，各地将按照适度超前规划布局，重点改善1所县级医院（含县中医院）基础设施条件，提高县级医院传染病救治能力。

方案同时提出，按照人口规模、辐射区域和疫情防控压力，结合国家应急队伍建设，每省建设1-3所重大疫情救治基地。

“干得越好越不可见”

当了10多年社区卫生院院长的吴浩认为，相对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公共卫生事业这几年总体是进步的，但在一些方面滑坡了。

“每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都会引起社会对公共卫生的重视，但现实是，预防是锦上添花的事，而且要很长时间才能见成效，公共卫生事业干得越好越不可见。”吴浩说。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周洪宇列举的数据显示，我国公共卫生支出占医疗卫生总支出比例逐年下降，公共卫生专业人才短缺，疾控机构卫生人员占全国卫生人员总量的比例由2009年的2.53%人员降至目前的1.53%。

对此，农工党中央在提案中建议，财政资金要大幅向公共卫生领域倾斜，“十四五”期间公共卫生投入增速达到卫生健康事业投入增速两倍以上。

科研方面的短板也在这次疫情中显露。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表示，由于全国P3实验室数量太少，这次疫情中“一个实验室压着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实验”。

同时，张伯礼还注意到，疫情初期调配给武汉的检测试剂盒明显不足，“有一段时间，一天只有200个试剂盒，后来增至1000份，可却远远不够”。

“防疫的战略物资存储、调配制度都需要修改、完善。”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张伯礼说。

令人欣慰的是，在三部委刚刚印发的《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提出，未来我国将实现每省至少有一个达到P3水平的实验室，每个地级市至少有一个达到P2水平的实验室，具备传染病病原体、健康危害因素和国家卫生标准实施所需的检验检测能力。

对特大城市的挑战

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市长罗强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大考，对城市医疗卫生健康体系发展成果进行了一次全面检验。尽管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效，但也暴露出医疗卫生健康体系建设中的不少问题和短板。“所幸的是，得益于成都市近年来持续推进15分钟公共服务圈建设，我们新增了一大批三甲医院和收治床位，有效提升了医疗救治能力，为顶住境内外疫情输入压力夯实了基础。”罗强说。

为此，成都市加速推出了一系列硬核举措，比如针对应急救援设备人均占有率较低的短板，2020年全市救护车数量要从目前的280辆增加到400辆以上。

不仅是城市，具体到一家医院亦是如此。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说，苏州大学的各个附属医院每年至少有一次拉练和应急演练，不仅是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甚至还有应对核辐射，可以说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置上我们还是有准备的。

“但遇到像新冠肺炎这样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我们感到还是要进一步加强应急机制建设。”熊思东说。

“过去说应急的‘急’给人印象是发生概率很低，应急体系是备而不用的体系，但今后，注重平时将成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常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朱彩云 刘世昕 胡春艳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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