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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19日至22日，欧洲介入心脏病学大会（EuroPCR 2026）在法国巴黎隆重召开。在大会“冠状动脉疾病药理学新证据”专场上，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王浩宇教授代表窦克非教授团队公布了“经皮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后根据出血风险和手术复杂度比较氯吡格雷与阿司匹林单药治疗的临床净结局”研究的最新结果。作为本次大会Hotline/Late-Breaking Trials环节的重磅研究之一，该研究针对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后完成标准双联抗血小板治疗、进入终身单药抗血小板治疗阶段的患者，系统比较了氯吡格雷与阿司匹林单药治疗的远期疗效与安全性，尤其在高出血风险和复杂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人群中进行了深入探索。会议现场，POCKETIN团队特邀王浩宇教授围绕研究初衷、关键发现、终点选择及临床实践启示等话题进行了专访。现将专访内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研究初衷：从临床困惑到科学问题
POCKETIN：王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首先恭喜您在本次大会的Hotline/Late-Breaking Trials专场上报告了这项重要研究。请问您开展这项研究的初衷是什么？
王浩宇教授：抗血小板治疗始终是冠心病介入领域关注度最高、研究进展最快、且最迅速推动临床指南更新的核心议题之一。本研究的科学问题源于一个十分现实的临床困境。
在临床实践中，大量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支架植入术的患者，在完成标准时长的双联抗血小板治疗后，需进入终身单药抗血小板治疗阶段。此时如何选择抗血小板药物，是亟待回答的问题。当前中国临床可及的主流抗血小板药物包括阿司匹林、氯吡格雷、替格瑞洛及吲哚布芬。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制定合理的单药抗血小板策略，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科学问题。
回顾传统认知，从教科书的经典理论到十多年前的临床实践，停用双联抗血小板治疗后首选阿司匹林作为终身单药治疗，曾被视为所有冠心病患者的标准方案。然而，临床中频繁遇到高龄、高出血风险人群，以及接受复杂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手术的患者——例如慢性完全闭塞病变、左主干分叉病变等。这些患者既面临较高的缺血风险，也承受着不容忽视的出血风险。对于此类人群，在规范完成六个月的慢性冠脉综合征或十二个月的急性冠脉综合征双联抗血小板治疗、且期间未发生严重心脑血管不良事件或大出血的前提下，如何在门诊阶段为其制定后续的单药抗血小板策略，便成为本研究的核心驱动问题。
此外，近年来东亚人群的抗血小板随机对照研究不断涌现。以HOST-EXAM和SMART-CHOICE 3为代表的韩国研究均显示，氯吡格雷单药相较于阿司匹林单药可降低缺血事件，但出血事件的结果各研究之间并不完全一致。本研究设计于五至六年前，当时上述两项随机对照研究尚未发表。我们希望通过基于阜外医院真实世界队列数据和高质量随访资料的观察，回答以下问题：在阜外医院的临床实践中，不同的单药策略是否会带来不同的临床结局？这正是本研究在本次大会Hotline/Late Breaking环节汇报的背景。
关键发现：氯吡格雷单药降低净不良事件，双高危人群获益趋势更明显
POCKETIN：本次发布的研究结果有哪些关键的发现呢？
王浩宇教授：这项研究主要回答了两个层次的科学问题。
第一层次，我们首先筛选了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患者，并采用TWILIGHT研究的高危定义，从真实世界人群中识别出兼具高缺血风险或高出血风险特征的高危患者。在此基础上，比较氯吡格雷单药与阿司匹林单药的远期临床不良事件。研究的主要终点为临床净获益，即缺血事件与出血事件的复合终点。
研究结果显示，在高危人群中，氯吡格雷单药相较于阿司匹林单药能够显著降低临床净不良事件。这一获益主要源于主要心脑血管不良事件（全因死亡、心肌梗死、卒中的复合终点）的减少。在出血事件方面，无论采用BARC定义、TIMI定义、GUSTO定义，抑或胃肠道出血定义，氯吡格雷单药与阿司匹林单药相比均未显示出出血风险的统计学差异。这一结果与既往研究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差异——部分既往研究发现氯吡格雷可降低出血事件，而另一些研究则未观察到此种差异。
第二层次，本研究重点探索了临床实践中极为常见的一种特殊情形，即高出血风险与高缺血风险并存的患者——我们称之为“双高危”人群。举例而言，一位七十五岁的老年患者，接受了左主干分叉病变的双支架治疗，且既往有脑梗死病史：按照ARC-HBR标准属于高出血风险，按照病变复杂程度亦属于高缺血负担人群。对于此类患者，在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期间病情平稳、无不良事件发生的前提下，如何选择单药治疗方案？本研究发现，尽管交互作用检验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但在双高危人群中，氯吡格雷相较于阿司匹林降低净不良事件的趋势十分明显。考虑到样本量有限、随访时间相对不足（尚未达到五年或十年），事件率较低，这一趋势未能获得统计学意义。然而，这仍然是本研究的一个重要创新发现。
复杂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与高出血风险的分层定义：采用ARC-HBR与JACC定义
POCKETIN：在研究中对出血风险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复杂度是如何分层和定义的？分别采用了哪些工具或标准？
王浩宇教授：这也是昨天在Late Breaking汇报中，国外同行和专家们高度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双高危人群的界定——我们后续也将设计随机对照研究予以进一步验证。
关于高出血风险的定义，本研究采用2019年由美国学术研究联合会提出的ARC-HBR标准。该标准目前已得到欧美临床指南的广泛推荐，包含十四条主要标准和六条次要标准。
关于复杂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的定义，本研究采用2016年发表于JACC的标准。该定义聚焦于手术技术层面的复杂性，具体包括：治疗三支血管、植入三枚及以上支架、分叉病变植入两枚支架、慢性完全闭塞病变的处理、总支架长度超过六十毫米等指标。该定义与某些综合标准有所区别，后者更为综合地纳入患者年龄、SYNTAX评分等因素。本研究选择了目前相对公认的复杂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定义。
主要终点的选择：净临床终点在多维度评估中的价值与考量
POCKETIN：您的研究将临床净结局作为主要终点，这一指标的优势是什么？在临床决策中应如何看待各组分的构成？
王浩宇教授：这是一个颇具深度的问题。在昨天现场讨论环节中，首位讨论专家即针对这一终点选择提出了评论。事实上，不同研究的设计角度各异：部分研究选择主要心脑血管不良事件作为主要终点，部分研究选择出血事件。而将净临床不良事件作为主要终点，在一些大型随机对照研究及其述评中确实存在争议。
净不良事件是一个缺血与出血事件共存的复合终点，其中隐含权重与事件的优先顺序问题。若主要心脑血管不良事件率先发生，则整体事件可能倾向于缺血方向，后续出血事件的影响难以被直观反映。因此，净不良事件能否作为准确可靠的研究终点，不同专家确实持有不同见解。
本研究选择净不良事件作为主要终点，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第一，本研究为队列研究，而非随机对照研究；第二，本研究的随访时间尚未达到五年；第三，阜外医院的数据显示整体事件率相对较低。选择净不良事件有助于观察到更多的事件，从而更充分地揭示两组之间的差异。同时，尽管本研究为非随机对照设计，净不良事件可更为直观地向读者和临床医生呈现：氯吡格雷相较于阿司匹林单药治疗，在整体上能否带来临床净获益——即若该方案能够降低缺血事件且不增加出血事件，则综合考虑缺血与出血后，能否实现净获益。在与各位专家讨论的过程中，大家对本终点选择的合理性总体持认可态度。
临床实践启示：个体化决策需综合缺血、出血、依从性与可及性
POCKETIN：基于这项研究的结果，您认为临床医生应该如何个体化制定抗血小板治疗策略？未来还需要哪些研究？
王浩宇教授：这项研究反映出一个现实：在临床实践中，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和医生选择了氯吡格雷单药治疗，另外三分之二仍然选择了阿司匹林单药治疗。这说明大家在用药决策时考虑的因素非常多。
具体而言，这些因素包括患者的用药依从性、药物价格、药物可及性——比如患者手边现在有阿司匹林还是氯吡格雷，哪个对他来说更方便、更便宜。目前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在国内都有国产仿制药，价格都不算贵。此外，患者在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期间使用的是“阿司匹林加氯吡格雷”还是“阿司匹林加替格瑞洛”，也会影响医生和患者之间对抗血小板单药策略的决策。
从当前临床实践来看，氯吡格雷和阿司匹林单药的使用比例大概各占一半，有的医生可能还是更倾向于阿司匹林，有的医生则认为应该用氯吡格雷。这需要综合考量患者在接受双联抗血小板治疗期间的依从性、是否发生过严重不良事件，同时还要考虑患者是否存在虚弱状态、有无既往胃肠道疾病史、有无既往出血史或胃肠道出血史，以及患者的经济因素和药物可及性。替格瑞洛单药也是一种治疗策略，只是目前我们的数据还不足以支撑氯吡格雷、阿司匹林和替格瑞洛三者单药之间的直接比较。
所以，回到临床实践的核心是：无论在门诊还是病房，当我们为患者决策停用双联抗血小板治疗中的一种药物时，需要高度个体化地评估患者的缺血风险、出血风险、用药可及性、药物依从性，以及患者的整体疾病状态——不能单纯关注冠状动脉本身，还要看是否存在其他合并症，如胃肠道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因为如果患者既往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病史或缺血性卒中病史，那么在选择单药抗血小板策略时，就需要纳入这些额外的考量因素。
未来展望：高质量随机对照研究是下一步方向
POCKETIN：未来您和团队在这个方向上有哪些进一步的研究计划？
王浩宇教授：关于我们在EuroPCR Hotline/Late-Breaking Trials上公布的研究，相关文章正在杂志返修过程中。我们的下一步计划是设计一项高质量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进一步验证氯吡格雷与阿司匹林单药治疗在高危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人群、尤其是双高危人群中的疗效与安全性，为临床实践提供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