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咽癌是一种起源于鼻咽部上皮组织的恶性头颈部肿瘤，其发生与遗传因素、EB病毒感染、饮食及环境暴露等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分类中，鼻咽癌可分为四种亚型，其中角化型预后最差。该病在全球范围内发病率较低，但在东亚地区却显著高发。近年来，随着调强放射治疗（IMRT）技术的广泛应用，鼻咽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所下降。IMRT相比传统放疗具有更好的靶区适形度和更低的毒性反应，如口干、吞咽困难和黏膜炎等，其五年总体生存率可达87.4%。然而，尽管IMRT在精准性和适应性方面表现优异，它仍可能引起一系列急性和晚期毒性反应，其中慢性鼻窦炎（CRS）作为一种未被充分研究的副作用，尤其值得关注。

为系统评估IMRT后鼻咽癌患者CRS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本研究进行了一项Meta分析。研究团队检索了自2000年以来在PubMed、CINAHL、Embase、Cochrane Library和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中发表的相关研究。纳入标准包括研究对象为经病理确诊的鼻咽癌成人患者，接受过IMRT治疗，并采用符合EPOS 2020和ICAR-RS-2021指南的CRS诊断方法，如Lund-Mackay（LM）CT评分、Lund-Kennedy（LK）内镜评分或SNOT问卷评估。排除标准包括儿科研究、非英文文献、信件、评论及动物实验等。最终共纳入9项研究，涵盖1478名患者，其中75.6%为男性，平均年龄48.9岁。数据提取采用标准化模板，并使用Cochrane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和ROBINS-I工具对研究质量进行评价。统计分析采用R和SPSS软件，对二分类变量使用Peto比值比（OR），连续变量使用标准化均数差（SMD）或Cohen’s d值，并通过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合成，以处理研究间的高度异质性。

结果显示，在CRS发病率方面，总体Peto’s OR为1.98，但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这可能由于研究数量较少且异质性较高（I²=98%）。亚组分析显示，既往无鼻窦炎的患者在接受IMRT后发生CRS的几率显著增加，Peto’s OR为16.60，而既往有鼻窦炎的患者因存在“天花板效应”（基线时CRS患病率已达100%），其发病率未见显著下降。进一步按随访时间（是否大于12个月）和地域（中国大陆与台湾）进行的亚组分析均未发现显著差异。在CRS严重程度方面，总体SMD为2.09，表明IMRT后CRS严重程度显著增加。其中，LK评分亚组的SMD为3.55，LM评分亚组为2.20，而SNOT问卷亚组为0.87且未达显著性，说明不同评估方法之间存在显著差异。LM评分作为主要评估工具，其亚组分析显示无论患者是否有既往鼻窦炎，评分均显著上升，且在地域亚组中均具显著性，但随访时间亚组中仅短期随访（<12个月）显著。症状严重程度在IMRT后2-3个月达到高峰，尤其在高T分期（T3–T4）患者中更为明显，这些患者的黏膜增厚程度和CRS发病率均显著高于低分期患者，与照射剂量和范围扩大相关。

图1：系统评价筛选流程的PRISMA图

此外，仅有一项研究报道了鼻灌洗在缓解CRS症状方面的效果，显示干预组在内镜和SNOT评分上改善显著，但CT评分无差异。另一项研究通过剂量体积直方图参数发现，当IMRT剂量超过70 Gy时，与鼻窦炎发生呈显著相关。其他治疗方式如内镜鼻窦手术和中药结合鼻用激素也显示出一定的改善效果，但相关研究较少。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如多数研究为回顾性设计，方法学异质性高，且缺乏西方人群数据，限制了结果的普适性。此外，对颞骨斜坡放射性骨坏死等晚期并发症未进行评估。

表1：评估IMRT后CRS发病率的研究特征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IMRT会显著增加鼻咽癌患者慢性鼻窦炎的发病风险和严重程度，尤其对既往无鼻窦炎的患者影响更为显著。临床医生应充分认识这一风险，并在治疗后考虑采取相应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如鼻灌洗、内镜手术等。未来需开展更多前瞻性研究和随机对照试验，进一步探讨IMRT相关损伤的机制及其与CRS的关系，并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充分的证据支持。

原始出处：

Chua NYM, Lau WK, Chui AL, Ng CL, Wang DY. Chronic rhinosinusitis in nasopharyngeal carcinoma patients post-IMRT: a meta-analysis. Rhinology. 2025;63(4):405-415. doi:10.4193/Rhin2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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