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由北京大学糖尿病中心、《中国糖尿病杂志》、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北京中西医慢病防治促进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十届“2024北大糖尿病论坛”正式开幕。本届论坛围绕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专题，从临床实践、理论研究、科学预防等多角度探讨了整合心血管、肾脏和代谢健康的关键意义。

在会上，来自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潘安教授围绕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CKM）开展了题为“从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角度重新定义肥胖”的精彩分享，从肥胖驱动的角度解读了CKM发生发展的影响机制，提出了CKM防控及健康管理的建议。梅斯医学特邀潘安教授分享对肥胖和CKM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并作相关专题采访。

潘安教授

Q1：如何看待肥胖与其他风险因素，比如睡眠、运动、心理健康、社会因素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CKM的发生发展的？

潘安教授：确凿无疑的是，每个风险因素，比如肥胖、心理健康问题、吸烟习惯及饮酒等，都会对CKM发病风险起到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即便在没有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情况下，不同风险因素都能单独增加CKM患病风险。尽管这些因素各自具有独立性，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交织共生的，难以完全割裂。我们很难想象，有些人饮食健康，但从来不运动；有些人天天吸烟，但其他生活方式很健康。有些研究指出，如肥胖与心理健康不佳的结合，可能导致比两者简单相加更高的风险，突显了风险因素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因此，针对CKM的预防和管理应采取一个全面综合的视角，正如美国心脏协会提出的从“Life's Simple 7”进化到“Life's Essential 8”，强调了多种生活方式因素对健康的综合性影响。不同疾病状态下，主导风险因素可能有所区别：肥胖在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中扮演关键角色，而高血压可能在肾脏疾病中更为突出。此外，不同人群因遗传、环境等差异，对各种风险因素的敏感性也各不相同。

Q2：目前，全球肥胖风险因素控制不是很乐观，导致肥胖风险因素控制不佳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改善并预防肥胖及其衍生的CKM风险？

潘安教授：实际上，各界包括政府均已意识到预防肥胖的重要性，我国“健康中国”战略就明确表达了将健康理念贯穿于所有政策之中的愿景。然而，在实践层面，这一理念并未充分落实。理想的状态是，任何政策的出台都应经过健康影响评估，如同环境评估一样不可或缺，但这在现实中执行困难重重。以儿童体育活动为例，尽管政策鼓励增强体育锻炼，但体育课仍常被文化课程挤占，这反映出政策与执行脱节的问题。背后的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激励措施，教育评价体系仍以升学率为重，导致健康促进措施难以真正落地。同样，近视防控、儿童心理健康等领域也面临相似困境，说明政策设计与现实执行之间存在断层，未充分考虑实际情况和配套措施的完善。

解决之道在于强调实施科学性，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如大庆生活方式干预研究，成功之处在于其可操作性、民众接受度及逐步推进的策略，而非僵化遵循严格的减重或运动标准。此外，全社会的协同参与至关重要，政府虽起主导作用，但需社会各界积极响应，个人也应主动参与健康管理，形成合力。政策制定还应具备长期视角，与国家发展规划相匹配，克服短视行为。当前，许多政策规划偏向短期，未能充分预见未来趋势，这是亟待改进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预防策略不应过度依赖药物。药物治疗虽不断进步，如新型减肥药物的涌现，但成本高昂且未广泛纳入医保，无法大规模推广。长远来看，药物仅能治疗已病人群，难以实现疾病预防。因此，改变生活方式仍是根本之策，既经济可行又利于长期健康，是面向不同群体推广健康管理的关键路径。最终，通过改善环境、引导健康行为，才能有效预防肥胖及CKM等疾病，减轻医疗体系负担，实现全民健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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