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经典的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有所不同，如果说针对慢性乙型肝炎进行抗病毒治疗多少带有被动和无奈的色彩，那么针对病毒携带者进行抗病毒治疗多少带有主动和试探的意味。对于广义的病毒携带者是否应该进行抗病毒治疗，目前专家们形成两派意见。

 

不支持立即予以治疗的专家认为

 

(1)该类人群免疫系统存在着天然的缺陷，而目前的药物治疗不足以弥补该缺陷。

 

(2)目前的抗病毒药仅能够达到单方面抑制病毒而非清除病毒。

 

(3)根据实际疗效统计发现，获得理想疗效的比例偏低，形成了高投入、低产出的现象。

 

(4)担心抗病毒治疗后免疫耐受被打破后成为现症患病人群，生活质量反而可能低于治疗前。

 

该部分专家支持以定期复查为主，等待在定期的检查中发现适合治疗的机会，也就是在感染者自动进入清除期时施以药物治疗。

 

 

支持对乙肝病毒携带者予以治疗的专家则认为

 

(1)在乙肝病毒携带者与临床型慢性轻型乙型肝炎之间，是一个没有严格界限的、交替的、连续的群体，从大量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病理资料证实，存在病理变化的超过了90%。

 

(2)更为令人不安的是，为数不少的肝癌、肝硬化与乙肝病毒携带史密切相关，恶变前缺少令人警惕的预兆，且病毒载量与癌症发生率密切相关。例如有的学者对导致肝癌的三大诱因(表面抗原、E抗原、转氨酶异常)经过统计，结果是：E抗原阳性(可视作HBV-DNA阳性)一项因素，就可使癌变概率在原水平上提高6倍。

 

sAg          eAg          ALT           癌变概率

 

-                 -               -                       1

 

-                 -              +                      5.4

 

+                -              -                       10.3

 

+                -              +                      29.3

 

+                +             -                       61.3

 

+                 +            +                      109

 

(3)一组由Chen CJ发表在JAMA 2006;295:65的台湾HBsAg对未治疗的携带者的13年随访临床观察数据中可以看到，肝癌发生率与首检时HBV-DNA血中载量呈较强的正相关性，其中DBV-DNA高于10E+05组的癌变率约是阴性组的10倍。

 

而发表在. J Hepatol. 2005:42(Suppl 2):16.的资料显示，肝癌的发生率与HBV-DNA高载量的持续性也有较强的正相关，其中如果将首次筛查HBV-DNA阳性而随访复检为阴性的肝癌发生危险度定为1的话，那么随访复检为10E+04以下的若阳性组为3.6，随访复检为10E+04至10E+05阳性组为6.3, 随访复检为10E+05以上的强阳性组则高达为9.1。

 

在另一组发表在LiawYF, et al. N Engl J Med 2004;351: 1521的3年对比资料则显示，抗病毒治疗组的癌变发生率明显低于非抗病毒组。因此我们可以有理由这样认为，人为的使HBV-DNA载量降低能够有效的降低或者推迟肝癌的发生。

 

(4)乙肝病毒携带者是临床型慢性肝炎的储备人群，仅仅重视临床型乙型肝炎的治疗而忽视乙肝病毒携带者只能算是扬汤止沸。

 

(5)毕竟半数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具有传染能力，乙肝病毒携带者在入托、入学、升学、高考、就业、恋爱、婚育、社交、甚至是患病就医各个方面，处处存在着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限制

 

(6)乙肝病毒携带者不仅在生理健康方面承受着风险，在心理健康方面同样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而这些限制和压力难以在短期内去除。

 

(7)经典理论认为，肝炎的致病机理是免疫反应造成的间接伤害而并非乙肝病毒本身直接致使肝细胞损伤，但在实际的抗病毒治疗过程中发现，HBV-DNA受到抑制后绝大多数肝细胞炎性程度随之迅速减轻，而此时血液中被经典理论认定诱发免疫间接伤害的HBsAg含量并未下降，因此不能说明乙肝病毒对肝细胞没有直接损伤作用。

 

(8)虽然目前治疗的满意率并不高，但毕竟少部分感染者通过治疗有所获得，与传统意义上的慢性轻型肝炎相比较，其疗效差距也不甚悬殊。特别是治疗后，即使是在那些疗效不甚理想病例的肝组织活中，也能发现其炎性程度和纤维化程度均较治疗前大为减轻，所以说，“治疗后未能达到预定的目标，不是否定抗病毒治疗的理由，只要对人体产生了有益的效果，消除了不利隐患，那么治疗就是有意义的”。本人是赞同对HBV-DNA阳性携带者进行人工干预的，并提出：“HBV-DNA阳性的，ALT升高两倍以上应该积极启动抗病毒治疗;ALT升高两倍以内应该考虑启动抗病毒治疗；ALT正常的应该探索启动抗病毒治疗。”

 

 

当然，会有人认为，目前的抗病毒治疗如缺乏强有力的规范，有乱用和滥用之嫌，确实，我本人也承认，自从某种新药的问世，那么该种药的乱用和滥用就会随之而来，这是不可回避的，我们要在随后的工作中尽量避免，但就目前来看，我个人认为抗病毒治疗应用的主要问题不是过滥，而是不足，而是严重不足，以下我们用事实来说明这一点。

 

例如，自2006年起我院承担我市市政府一项课题(孕前专项筛查)，4年来共对天津市民进行筛查高达60万人，得知孕龄人群HBsAg异常率为2.8%，事先不知道自己感染乙肝病毒者占到60%，HBV-DNA阳性率为41%，能够诊断乙型肝炎者占21%，几乎都是那些HBV-DNA阳性者，但遗憾的是，只有不足20人有过抗病毒治疗经历，而且其中大多数已经停止，应该抗病毒而未进行抗病毒的占到 97%。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即使是在作为经济、文化、健康条件相对进步和抗病毒治疗条件较好的天津市，还有那么大比例的乙肝患者事先并不知道自己的健康真实情况，还有那么大比例的乙肝患者适合抗病毒治疗而还没开始治疗。这也同时意味着在那些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抗病毒治疗很可能几乎就是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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