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肝细胞癌（HCC）位列全球癌症发病率第六位，同时也是致死率第三的恶性肿瘤。据估计，近半数HCC患者在确诊时已进展至晚期，此时往往错失了手术或消融治疗的最佳时机。在中晚期肝癌的治疗中，肝癌介入治疗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医悦汇】的对话大咖栏目特别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滕皋军教授，就介入治疗在肝癌治疗中的应用前景以及医工交叉融合在现代医学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精心整理了滕皋军院士的深刻见解，以供广大读者参考。

医悦汇：当前肝癌治疗领域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变革和挑战，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型技术在深刻改变肝癌治疗的格局，您认为，介入治疗将在肝癌的诊疗上面如何发力呢？

滕皋军院士：肝癌作为一种恶性肿瘤，其临床治疗效果在所有癌症中相对较低，目前5年生存率仅为15%。但是，近年来在肝癌治疗领域也取得了显著进展，预计未来肝癌患者生存率将得到很大的改善。

介入治疗也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融合了医学与工程学，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仅有半个世纪左右的历史。在肿瘤介入治疗中，我们已经拥有多种治疗手段，包括血管途径的栓塞微球和非血管途径的射频、微波、冷冻、消融等技术。随着科技的进步，使介入治疗领域迎来更多机遇。

首先是技术的发展，以血管栓塞为例，过去几十年我们主要依赖碘油载药技术，而近年来微球载药技术以及放射性同位素钇90栓塞技术迅速发展并在临床上得到应用。最近，我牵头启动了三项高循证医学的临床试验，这些试验涉及新一代的栓塞材料，这些材料均源自中国的创新企业。这些材料能够改善肿瘤局部的免疫微环境，从而提高治疗效果。以往，我们一直都认为介入治疗已经达到极限，要实现突破需要新的创新，这何尝不是一种突破。这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也是中国研究成果和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贡献。

其次，在消融技术领域，中国的微波消融技术已在国际上领先。最近，新型的冷热交替复合消融技术和不可逆电穿孔技术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我们提供了更强大的治疗武器。

第三，在肝癌药物治疗方面，在近十几年里，亦取得了亮眼的成就，尤其是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为肝癌患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治疗效果。尽管如此，仍有约2/3的患者对这些治疗无反应，这些被称为对免疫无应答的“冷肿瘤”。如何将这些冷肿瘤转化为对免疫治疗有反应的“热肿瘤”，介入治疗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牵头的国内临床研究平台已开展了30多项联合治疗研究，并发表了5项成果，在国际上率先证明了联合治疗对中晚期肝癌，尤其是晚期肝癌的增效作用，并因此改写了临床指南。

随着这些研究的深入，我坚信不久的将来，肝癌的治疗效果和临床预后将得到显著改善，而其中介入医生的贡献不容小觑。

医悦汇：介入治疗需要医工交叉融合，医学的发展也需要多学科交叉背景的人才，您认为该如何健全医工交叉融合的体制和机制？

滕皋军院士：医工交叉是现代医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它在现代临床医学的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例如，1895年X线的发现迅速被应用于临床，催生了影像学的发展，包括CT、核磁共振和PET-CT等技术，它们对临床医学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

介入治疗最初由放射科医生进行，因为需要影像引导。随着时间的推移，介入治疗已经普及到各个领域。这一进步不仅基于影像技术的发展，也依赖于新医疗器械的发明，如各种导管、支架和球囊，这些都是工程学和电子学进步的成果。如今，人工智能也开始在这一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穿刺机器人已经在临床上得到应用，这不仅缩短了医生的学习曲线，也使得非介入专业医生能够执行此类操作。基于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还有更大的改进空间，包括操作支持和感官反馈等方面。

建立医工交叉的机制并非易事。我曾在南京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2000年左右并入东南大学，这是一所以工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其生物医学工程也非常强大。如何将这些强势的工科技术应用到医学中，并不是简单的并校就能实现的。这需要建立体制和机制。

两年前，我承接了教育部和发改委的项目，旨在建设国家产教融合创新中心，主要针对介入医学工程。我们以此为平台，得到了东南大学的大力支持，从教育层面出发，设立了新的专业，如人工智能与医学影像、检验与生物技术的双学士培养机制，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机制。例如，我们今年开始招收医学技术博士生，我希望他们具有工科背景，如人工智能，并最终能够进入医学研究领域。

同时，学校也在体制机制上进行了创新，比如传统的教师考核指标，现在可以在工科学院和医学院之间共享，以促进双方合作。我们还设立了联合课题，医工之间的合作可以获得额外的博士指标等激励措施。我们学校正在实践中并设计了一系列从根本上改变现状的体制机制。作为东南大学生命医学和生命科学学部主任，我也在协调全校的体制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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