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杂志《Nature》近期的一项调查发现，近年来研究人员感到疲惫不堪，许多人选择“默默躺平”（或悄悄退出），这在学术界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0633-w）

当伊莎贝尔·穆勒（Isabel Müller）于 2021 年成为助理教授时，她每周工作 7 天，每天工作 16 小时。 虽然这些繁琐的工作并非有人要求她去作，但面对所有的科研、教学和指导学生的任务，她不可能在比这更短的时间内完成。 随着第一个学期的过去，穆勒明白她无法一直坚持这种高强度的工作。 如果她想留在学术界，她必须重新安排工作在生活中的比重：“我又花了一个学期来适应，但现在我为自己设定了一些规则。”

穆勒是开罗美国大学的一名数学家，她正在重新定义他们之间的关系，通过设定界限以防止倦怠来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 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渴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但 COVID-19 大流行及其影响让学术界更加意识到这种平衡的重要性。

2022年 8 月，关于如何最好地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的讨论因一段关于“躺平（quiet quitting）”的 TikTok 视频而走红。 员工应该停止去做超出工作内容的事情，不去接受“内卷文化（hustle culture）”的理念。学术界工作人员开始不再去做那些无报酬、不被认可或是不被看见的工作。

穆勒并不是唯一一个试图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划清界限的人。 逃避“内卷”，对他们来说，“放弃”的不是自己的专业工作和事业追求，他们优先考虑他们的心理健康，努力在下班后保护自己的正常生活不受干扰，远离有毒的工作文化环境。

2022年11月7日至15日，《Nature》杂志公布了一项在线调查结果，试图揭示研究人员选择“躺平”的原因以及内卷化背后的问题。

自COVID-19 大流行以来，许多科学家压缩了工作时间，减少了对外项目和活动的投入。 根据《Nature》问卷调查显示，在 1748 名自选答案的受访者中，75% 的人自 2020 年 3 月以来减少了工作量。绝大多数受访者为学术界（73%），其他来自工业（9%）、政府机关 (8%)、临床 (4%)、非营利组织 (4%) 和其他行业 (3%)。 受访者的职业阶段也各不相同：19%是研究生或博士生；17%为博士后研究人员或研究助理；17% 是研究科学家或职业科学家；10%为助理教授；22%是资深教授或讲师； 7%为中高层管理人员；  8%为其他职位。

压缩工作时间或减少活动的原因：有近一半的受访者不愿无偿加班（48%），觉得领导对自己的工作没有充分肯定（45%），没有足够的时间处理个人生活 (44%)，没有经济激励 (44%)。受访者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以上的原因，因此比例总和不会达到 100。但是，研究人员选择设定界限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压力太大(67%)。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受访者表示，“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导致大家越来越疲惫和冷漠，对于科研的热情就慢慢冷了下来。 人们不再愿意将工作带回家，不愿加剧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失衡。”

一名在瑞士攻读实验物理学博士学位要求匿名的学生表示，如果她感到压力大或没有动力，她会减少工作量。2018年，这位博士生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时干劲十足，满脑子研究想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导师和合作者对她工作的关注度越来越低。“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无足轻重，”博士生说，“你在也看不到自己在该领域未来的希望。”

倦怠和不被赏识也让部分资深科学家也开始选择“躺平”。 一位担任政府高级管理职务的科学家在调查问卷中写道，“人们不愿意承担‘上级指派的其他任务’，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工作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或赏识。”

美国中西部一位医学教授也表示，当工作量严重超标时，会减轻自己的负担。 她“吐槽”说：“有时候，工作的要求让我崩溃，让我疲惫的不仅仅是时间和工作量，还有学校的文化和我投入的情感劳动。” 例如，她花时间辅导和会见有暴力和心理问题的家庭学生，但她却没有接受过这些领域的培训。 为了应对倦怠，她会将平均工作时间从 12 小时减少到 8 小时，避免在不需要时去校园，并且拒绝参加非强制性活动。

但这样做并没有让她感觉好些。  “我只想做一名教授，”她说。  “我在各方面都觉得自己很失败，因为他们的要求太高了。”

在调查中，研究人员分享了几种可以帮助实现可持续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方法。

近三分之二的受访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表示，他们不参与许多会议，超过一半的人还减少了同行评审工作。 将近一半的高级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参加的委员会比以前少了。与之相比，近四分之一的早期职业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已经缩减了对学生的指导，减少了在多样性、平等和包容以及外展方面的工作。  五分之一的人减少了他们的教学工作。 超过四分之一的早期职业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削减了工作的其他方面，例如减少非主要项目和合作，同时限制工作时间。

年轻的科学家瑞恩·斯威姆利（Ryan Swimley）在刚踏入工业界时，就养成了劳逸结合的工作习惯。 在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完成本科学位后，他在 Nature's Fynd 担任分析化学技术员，这是一家生产真菌素食蛋白替代品的小型本地公司。 此前，他每天要花16个小时在学习、工作和研究中。 到了这家公司之后，他的工作时间基本固定在朝九晚五。  “我的精神状态好多了，我终于有时间去探索和追求我的爱好了，”他说。

研究人员也在减少对他们的专业发展或工作认可无益的活动。 国立台湾大学古海洋学家 杰伦·格罗内维尔德（Jeroen Groeneveld）说。： “我现在更清楚权衡利弊，我这个月有两份赠款申请，所以我不会同意审查另一本期刊的请求。” （他不是一个人这么做，3月初，《Neture》杂志报道审稿人的疲劳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格罗内维尔德研究有孔虫，这是一种单细胞生物，其方解石壳保存在海洋沉积物中，可用于重建过去的环境条件。 到 2022 年 8 月，他将花很长时间为该领域的其他研究人员准备和分析样品。现在，他邀请他们来他的实验室自学这些技术。 “这也是一种‘躺平’吧，因为你不会对所有事情都说是，”他说。 这不仅会为格罗内维尔德节省更多时间，还会使他的实验室成为学习新技术和开展合作的理想场所。

伊莎贝尔·穆勒（Isabel Müller）和其他导师不再回复学生晚上或周末的电子邮件或短信，这也改善了他们的工作与生活平衡，并提倡不要把考试安排再周末，因为这样可以照顾那些需要在家照顾的人。  “我试图告诉学生和其他导师，如果一周有五天事情还没有做完，那就太多了。”

希望拥有更人性化的工作场所。

虽然科学家可以重建他们与工作的关系，但许多人认为机构应该更多地关注高压倦怠的根本原因。  “一年 365 天、一天 24 小时都必须工作的心态必须改变，”一位医疗指导员说。穆勒建议美国学术机构为员工提供更多病假、带薪产假和育儿假、补贴儿童保育和老年护理、灵活的任期时钟和自动休假。 机构还可以招募额外的教学、实验室和行政支持人员来帮助完成繁重的工作。

学术机构和企业也可以通过员工了解他们的工作量和压力，为不堪重负的研究人员提供更好地支持。 斯威姆利提到，他的直接上司问过他是否有能力承担新项目，并表示理解他需要更多时间来完成手头的工作。 一位实验物理学生认为，没有能力提供指导或职业支持的导师应该重新考虑让新生入组。  “不要把这些学生当成无关紧要的样子，”学生说。

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由于缺乏导师的认可或缺乏经济补偿，他们减少了工作强度。  “我认为大学可以做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将他们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更多地关注员工，并创造一个让人们感到被认可的工作环境，”穆勒说。 对于学生新发表的论文、成功资助的申请，或者成绩优异的导师，可以发一封简单的确认邮件，这对学生的积极评价，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当科学家们设定自己的界限时，他们不仅会提升个人幸福感，还会向同事发出信号，表明这些界限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是健康的。 “我不想在周末回复电子邮件，并不是意味我懒惰，”穆勒说。  “我希望人们诚实地说，‘我有自己的生活。 我的工作很重要，但我的生活是我自己的，而不是我老板的。’”

对于少数科学家来说，躺平逐渐变成了从整个学术界退出。  2021 年 7 月，拥有终身教职的穆勒从大学辞职，来到一家非营利组织任职，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发挥她的价值。 她的新工作包括组织与特定领域专家的会议、与作者合作和编辑教育材料等。  “我一直在学习新事物”她说。

此外，她感受到了同事的赏识，也很感激自己重新找到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我从早上 8 点到下午 4 点完全远程工作。 一天快结束的时候，我关掉电脑，离开办公桌。没有深夜加班，没有忙碌的周末。”她说。

她的新日程安排让她有更多时间与她所在领域的同行交流。 她现在正在组织一个女性指导网络，该网络对学术界以外的职业感兴趣的人每月提供一次指导。

虽然她表示离开学术界的转变并不容易，她曾经担心她的决定会被她的同行如何看待，目前她收到的反馈都是正向的，大家都支持她，纷纷向她“取经”。

更多人员对“躺平”的态度：

“我的薪水让我每周工作 40 小时。我会每天努力工作 8 小时，其余时间免谈”

“最好不要超额招生，不是我对工作没有热情，而是我觉得我没有得到学校应有的赏识。”

“当公开表达不那么被接受或被允许时，躺平是一种低调的撤退方式。至少它可以让一些底层的声音被听到。”

“我希望我的工作量可以减少，我担心自己的健康和身体。”

“当我意识到，如果我的身份不再围绕着我的博士工作，我的生活会更好。”

“工作时长不等于科学产出， 从长远来看，劳逸结合会让人表现的更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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