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市已经在多区进行脑健康筛查及管理试点，海淀、西城等5个试点区已有超过30%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了痴呆风险筛查。脑健康体检后，老年人的脑健康要如何管理？谁来指导中重度认知障碍患者的照料者？记者来到学院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探究竟。

记忆测评

不让病耻感耽误治疗

“最近有丢三落四出门忘带钥匙的情况吗？最近会看到熟人却叫不出名字吗？有突然找不到回家的路的情况吗？不要忽视这些情况，这可能是老年痴呆的早期征兆！”

这是北京市脑健康体检的测试首页。作为试点区，海淀区去年有30%的65岁及以上老人接受了这项筛查。事实上早在2018年，该区就在学院路等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先于全市试点开展了情绪记忆测评。

去年，学院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辖区内5000名65岁及以上老人中，有1600人参与了这项筛查。根据计划，今年参与筛查的老年人比例将从去年的30%，提高至80%。

“筛查工作的开展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容易。”3年多来一直致力于辖区老年人情绪记忆管理工作的学院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陶树利说，许多老年人对于脑健康的筛查有抵触情绪，不愿意接受测评，“有的害怕查出问题，被社会、同伴歧视。有的人‘讳疾忌医’，担心真的查出病给家里人添麻烦。”有的老年人因为“病耻感”不做筛查耽误了病情。

家住二里庄社区的孙阿姨今年82岁了，在家庭医生的鼓励下老人接受了脑健康筛查。初筛测评过程中，一道“画钟实验”的题目让平时精明能干的她突然卡壳了，“题目是让我在空白的钟表上画出10点10分的指针，我当时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

因为答题情况不好，孙阿姨得到了“认知下降”的初筛测评结果，这让她陷入了深深的焦虑和担心之中——“我是不是‘傻’了？”家人特意带她到大医院看了精神科接受抗焦虑药物治疗。

社区一直紧密关注着孙阿姨的情况，并将她介绍到了陶树利的诊室。陶树利仔细询问了老人的情况，并说服她回家调整情绪再来做一遍评估。果然，当孙阿姨放松下来再接受测评时，评估结果达到了正常。

陶树利说，老年痴呆症是一种严重影响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早发现、早干预，可以有效延缓病情进展，持久维持患者的基本生活能力，保持较好的生活质量。这正是在全市推广脑健康筛查的重要意义。

在多年的实践工作中，她发现，老年人因为“病耻感”而放弃筛查、诊断、治疗或因此产生情绪问题的情况时有发生，“事实上，衰老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生理自然过程，不是一个不体面的事。因为害怕面对病情，而产生情绪问题或延误诊治时机，才是得不偿失。”

干预训练

与逐渐消逝的记忆争取时间

做数学题、拼拼图、硬地滚球……在学院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一间大会议室里，社工正带领老人开展动手动脑的活动。这是该中心专为轻度认知障碍老人设计的认知训练。

据介绍，根据这两年学院路社区进行老年人脑健康筛查情况，有百分之十几的老年人初筛为阳性结果。“这些老年人是可能存在认知障碍的高风险人群，不能光筛不管。”

学院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中重度认知障碍的老人专门开设了门诊，还得到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记忆中心以及北京睦友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大力支持，将最权威的专家请到社区来，为初筛阳性的老年人进行第二次详细筛查。老人每人进行3小时左右的全面神经心理测试，以明确诊断。北大六院精神科主任医师、记忆障碍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王华丽和她的团队就经常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坐诊。

专家会对确诊患者提出具体的诊疗方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对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患者提供认知训练的服务。

“轻度认知障碍介于衰老过程中正常的良性健忘和老年痴呆之间。它的表现是记忆力或其他认知功能进行性减退，但不影响日常生活能力。”专家说，积极识别并及时、尽早介入干预对于延缓轻度认知障碍向中重度认知障碍转化有着重要作用，“干预训练就是为‘逐渐消逝的记忆’争取时间。”

心灵支持

为照护者设立“温暖课堂”

在中重度认知障碍门诊的诊室里，来“看病”的往往并不是患者本人，而是照护他们的家属、子女。有人把老年痴呆比作“偷窃者”。它一点一点地偷走亲人、爱人的记忆和“灵魂”，只留下一具陌生的躯体。

为此，学院路社区卫生中心精神科特别设计了为中重度认知障碍老人的照护者开设的护理知识培训，每期培训成员固定，每周开课。内容包括如何与患病亲人建立有效沟通、如何进行日常生活照护等。“开课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帮助他们解决照护过程中的疑难问题。”陶树利说。

“我爸快90了，平时总是把钱包藏起来，找不到就不停地问我要钱包，有时候还说钱包是我偷的。”张女士60多岁了，自己也患有不少慢性病，老父亲这样的情况让她疲于应对。在“应对行为问题”的培训课程中，医生对张女士的情况进行了“对症”指导。“您可不能生气，得顺着他的思路思考问题。”医生安抚张女士，老人的东西并不是被人偷走的，而是被疾病偷走的。面对失能失智的亲人要跟他们产生共情，多沟通。

在这个特殊的“培训班”里，医生和社工还会要求失智老人的家人们写下照料者日记，并在课堂上与“同学们”分享。分享的过程，本身就是排遣负面情绪的出口。“这是一种‘朋辈支持’，让大家彼此不再孤独，以共同的经历温暖彼此疲惫的旅途。”本报记者 孙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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