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膜间皮瘤（PM）是一种罕见的恶性肿瘤，即便采用全身化疗，历史预后也较差。尽管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提高了晚期不可切除患者的生存率，但其在围手术期管理中的作用尚不明确。本研究回顾了早期试验和病例系列，探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单药或联合铂类化疗与手术在胸膜间皮瘤中的应用，并将这些结果与非小细胞肺癌中已确立的围手术期免疫治疗模式进行对比。

对于胸膜间皮瘤，可行性研究显示高达25%的患者出现主要病理缓解，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14-19个月，并有零星的病理完全缓解。研究同时报告了可接受的毒性反应和手术时机。相比之下，非小细胞肺癌试验显示持续的主要病理缓解率超过50%，具有显著的无事件生存获益，并验证了完全缓解终点。

这些差异结果反映了两种疾病在肿瘤微环境、突变负荷、组织学亚型和预测性生物标志物方面的不同。本分析强调，需要标准化的病理终点、完善的患者选择标准以及更大规模的随机研究，以优化胸膜间皮瘤中免疫治疗、化疗和手术的顺序与组合。此类努力对于将围手术期免疫策略整合到多模式治疗中并改善长期结局至关重要。

• 胸膜间皮瘤围手术期ICI联合或不联合化疗的可行性；

• 病例系列报告显示新辅助ICI治疗后罕见完全病理缓解；

• 微环境差异导致胸膜间皮瘤与非小细胞肺癌的免疫治疗结局存在差异；

• 本综述强调需开展更大规模的胸膜间皮瘤围手术期ICI随机试验。

研究背景

胸膜间皮瘤是一种罕见且侵袭性强的恶性肿瘤，与既往石棉暴露相关。尽管全身治疗取得了进展，但其预后仍较差，中位总生存期（OS）为12-18个月。历史上，手术仅在特定病例中被考虑，但其作用仍存在争议。MARS试验得出结论，与非手术治疗相比，胸膜外全肺切除术（EPP）并未带来生存获益。最近，MARS 2试验探讨了胸膜切除术/剥脱术（P/D）在接受全身化疗患者中的作用，结论是手术并不比单纯化疗提供显著的总生存期优势，从而对所有患者是否需要手术提出了质疑。相比之下，在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中，已建立了整合化疗和免疫治疗的围手术期治疗策略）。新辅助治疗通过术前缩小肿瘤显示出改善手术结局的潜力。胸膜间皮瘤新辅助化疗的研究结果存在争议，一些研究表明其在肿瘤缩小方面有益，另一些则强调需要进一步研究最佳方案和时机。

免疫检查点阻断（ICB）的最新进展改变了非小细胞肺癌和胸膜间皮瘤的治疗模式，特别是在晚期患者中。ICIs的引入改善了不可切除胸膜间皮瘤的预后。III期CheckMate-743试验比较了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与化疗的疗效，该联合疗法比化疗的OS延长了4个月（18.1个月 vs 14.1个月），3年生存率分别为23.2%和15.4%。尽管两组的中位PFS相当，但非上皮样组织学患者获益更显著（OS 18.1个月 vs 化疗组8.8个月）。此外，与化疗相比，免疫治疗改善了生活质量，表现为症状控制更好且病情恶化更少。

多项研究探索了免疫治疗与化疗的联合应用。DREAM和PrE0505 II期研究表明，在铂类化疗基础上加用度伐利尤单抗（抗PD-L1抗体）改善了PFS（7个月）和OS（18.4个月）。同样，JME-01试验将纳武利尤单抗与化疗联合使用，获得了77%的高缓解率和20.8个月的OS。IND.227研究将帕博利珠单抗与化疗联合使用，显示出有前景的OS数据（19.8个月），但未达到主要PFS终点。

新兴的靶向治疗——如抗体-药物偶联物、血管生成抑制剂和合成致死剂——正在进行早期临床评估，可能会拓宽未来胸膜间皮瘤的治疗选择。

ICIs在胸膜间皮瘤新辅助和辅助治疗中的作用仍是研究热点。本研究回顾了胸膜间皮瘤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临床试验和病例报告数据，评估其疗效、组织学特异性反应和安全性考虑，同时比较了胸膜间皮瘤和非小细胞肺癌采用的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策略，强调了两种疾病在治疗方法和免疫反应方面的关键差异。

研究结果

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理论基础及肿瘤微环境的作用：

临床前研究表明，与辅助免疫治疗相比，手术前给予免疫治疗可带来更显著的生存获益。Liu等人利用调节性T细胞（Tregs）耗竭的三阴性乳腺癌（TNBC）小鼠模型发现，术前耗竭Tregs的小鼠生存期显著长于术后耗竭Tregs的小鼠。新辅助治疗中联合抗PD-1和抗PD-L1药物进一步改善了生存结局，但长期缓解率低于Tregs耗竭组，这提示需将这些药物与化疗联合以实现持续治疗效果。新辅助免疫治疗优于辅助治疗的一个可能解释是：术前治疗可增加肿瘤特异性效应T细胞和记忆T细胞的生成。另一种理论认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坏死可能促进肿瘤相关抗原的释放，进而刺激全身性免疫启动并增强抗原呈递细胞（APCs）的活性。ICIs已被证实能建立免疫记忆，从而提供长期临床获益。 

新辅助免疫治疗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其在早期肺癌中的潜在活性——早期肺癌通常具有更高的克隆性新抗原负荷，与具有更高亚克隆新抗原异质性的肿瘤相比，生存结局更好。目前，新辅助免疫治疗已用于多种癌症（包括早期非小细胞肺癌、三阴性乳腺癌和黑色素瘤），因其可提高病理缓解率并延长无事件生存期而得到认可。

肿瘤微环境（TME）在癌症对免疫治疗的应答中起关键作用。胸膜间皮瘤和非小细胞肺癌的肿瘤微环境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解释了两者在免疫治疗应答中的部分差异。两种疾病中，免疫逃逸都是肿瘤进展和治疗耐药的关键特征，但肿瘤微环境中免疫抑制的机制和特征各不相同。胸膜间皮瘤的显著特征包括促结缔组织增生性基质、成纤维细胞计数升高和丰富的细胞外基质（ECM）成分，与肺癌相比，这些特征共同形成了更坚硬、更纤维化的环境。这些特征构成了致密的物理屏障，阻碍免疫细胞（尤其是T细胞）浸润至肿瘤核心，可能限制ICIs的疗效。此外，胸膜间皮瘤中，肿瘤相关巨噬细胞（TAMs）主要向M2样免疫抑制表型极化，其特征是分泌IL-10、TGF-β和精氨酸酶，并表达PD-L1。这些因素抑制细胞毒性T细胞功能、招募调节性T细胞，形成削弱抗肿瘤免疫的环境。相反，非小细胞肺癌（尤其是早期）的肿瘤微环境通常纤维化程度较低，且存在更多免疫细胞（包括肿瘤相关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和T淋巴细胞）。这些免疫细胞在抗肿瘤免疫的启动和调节中发挥作用。尽管如此，非小细胞肺癌仍可发展出免疫逃逸策略，包括上调PD-L1和CTLA-4等免疫检查点分子。

另一个重要差异是调节性T细胞（Tregs）在肿瘤微环境中的作用。胸膜间皮瘤中，Tregs通常数量丰富，其对抗肿瘤免疫应答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这加剧了免疫抑制环境，可能限制免疫治疗效果。相比之下，肺癌早期Tregs的免疫抑制作用可能较弱，允许更强烈的抗肿瘤免疫应答（尤其是在高突变负荷的肿瘤中）。两种癌症的新抗原负荷也存在差异：肺癌（尤其是吸烟相关癌症）通常具有更高的突变负荷，产生更多新抗原，可能具有更强的免疫原性。相反，胸膜间皮瘤的突变负荷较低，这可能是其对ICIs应答相对较差的原因——免疫系统可识别的肿瘤特异性靶点更少。

总之，尽管胸膜间皮瘤和非小细胞肺癌均存在免疫逃逸和肿瘤微环境介导的抗肿瘤免疫抑制，但其机制存在本质差异。胸膜间皮瘤中纤维化且Tregs占主导的肿瘤微环境为免疫治疗带来了独特挑战，因此需要探索联合治疗策略。相反，肺癌更高的突变负荷和更易接受免疫的肿瘤微环境可能解释了其对ICIs的应答更强（尤其是在PD-L1高表达的肿瘤中）。

胸膜间皮瘤的围手术期免疫治疗：

多项临床试验和病例系列评估了新辅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胸膜间皮瘤中的作用，结果各异。这些研究的结果汇总于表1。

表1

Tsao等人在2021年世界肺癌大会（WCLC）上报告了一项可行性试验，评估阿替利珠单抗联合铂类化疗作为围手术期治疗的疗效。该联合方案在新辅助阶段给药4个周期，随后进行手术（可选择胸膜切除术/剥脱术或胸膜外全肺切除术）。术后患者可接受选择性辅助放疗，随后接受1年的阿替利珠单抗辅助免疫治疗。主要结局包括安全性（定义为无4-5级不良事件）和可行性（定义为至少75%的患者接受至少1剂辅助治疗）。该研究共纳入28例患者，其中25例完成至少2个周期的新辅助治疗，18例接受手术，15例接受阿替利珠单抗维持治疗。中位PFS为18.6个月，免疫治疗耐受性良好，未发生4-5级不良事件。

Lee等人研究了纯免疫治疗方案（具体为度伐利尤单抗单药或度伐利尤单抗联合曲美木单抗(Tremelimumab) 作为新辅助治疗）的作用。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评估肿瘤内CD8+T细胞/调节性T细胞（Treg）比值的变化。两种方案均能增加胸膜间皮瘤肿瘤中CD8+T细胞的浸润，但未改变CD8+T细胞/Treg比值。度伐利尤单抗单药治疗的无病生存期（DFS）为8.4个月，而接受辅助化疗的患者DFS更长（未达到）。主要病理缓解率（MPR）为11.8%。

最后，在2024年ASCO年会上，Offin等人公布了一项单中心I期试点研究结果，该研究探索了2个周期的铂类-培美曲塞-纳武利尤单抗作为新辅助治疗的作用。主要终点是计划手术后30天内尝试进行胸膜切除术/剥脱术（P/D）的可行性。结果证实新辅助治疗后手术具有可行性，22例患者中有19例接受了计划切除。研究显示客观缓解率（ORR）为31%，中位PFS为14.0个月，中位OS为33.9个月。值得注意的是，26%的患者达到MPR，提示该方案对肿瘤降期有积极影响。

多项病例报告进一步支持了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的可行性。Tostes等人报告1例患者接受顺铂-培美曲塞-帕博利珠单抗联合治疗（新辅助阶段4个周期），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CR），随访14个月无疾病复发。类似地，Zhang等人描述1例上皮样间皮瘤患者，在接受3个周期的新辅助卡铂-培美曲塞-伊匹木单抗-纳武利尤单抗治疗后接受手术，病理报告显示主要病理缓解（仅10%残留存活肿瘤）。患者继续接受1个周期的辅助化疗-免疫治疗，随后进行免疫维持治疗。尽管随访时间有限，但该病例强调了以ICI为基础的围手术期策略（尤其是在获得显著病理缓解的情况下）具有实现长期缓解的潜力。 

Novellis等人在2023年世界肺癌大会上公布了一个病例系列，包括2例接受伊匹木单抗-纳武利尤单抗新辅助治疗的患者。其中1例被诊断为上皮样胸膜间皮瘤的患者达到病理完全缓解（这是单纯化疗通常无法实现的罕见结局），术后12个月无疾病复发。最后，Qin等人报告1例上皮样间皮瘤患者，接受1个周期的贝伐珠单抗+卡铂+培美曲塞治疗和2个周期的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吉西他滨治疗，最佳疗效为疾病稳定。患者随后接受手术，并接受纳武利尤单抗+伊匹木单抗辅助免疫治疗，术后16个月无复发。

讨 论

围手术期免疫治疗已改变了胸部恶性肿瘤（尤其是非小细胞肺癌）的管理模式，在非小细胞肺癌中，新辅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改善了生存和疗效结局。相比之下，免疫治疗在胸膜间皮瘤中的作用仍不明确，且由于其内在特性，可切除性更具挑战性。本文将讨论免疫治疗在围手术期的影响，对比非小细胞肺癌和胸膜间皮瘤，评估关键替代终点，并强调组织学对治疗应答的影响。表3总结了胸膜间皮瘤和非小细胞肺癌在围手术期免疫治疗结局上的关键差异。

表3

围手术期治疗策略已得到广泛研究，尤其是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多项临床试验证实新辅助免疫治疗在病理完全缓解率、无事件生存期（EFS）和OS方面的疗效。目前已知，在标准化疗基础上加用免疫治疗可增强免疫应答，进而改善肿瘤降期，最终提高手术切除成功率和长期生存率。两项试验还证实了辅助免疫治疗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获益，显著改善了II-IIIA期切除患者的DFS。此外，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作为新辅助免疫治疗在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中显示出前景，改善了临床结局，病理完全缓解和主要病理缓解率可观。这些发现表明，双药治疗可增强肿瘤免疫浸润、免疫记忆和治疗应答，值得在可手术非小细胞肺癌中进一步研究。

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可切除性标准已确立、统一且获各中心认可。根据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定义，经组织病理学分析确认的R0完全切除是主要手术目标，这与局部和远处复发风险降低密切相关，并最终转化为更好的OS和EFS。尽管手术患者的选择以肿瘤分期为指导，但肿瘤和受累淋巴结的位置以及功能状态在决定可切除性方面至少同等重要。 

在胸膜间皮瘤中，胸膜表面肿瘤的不规则形状和广泛蔓延使分期极具挑战性。最新的第9版肿瘤-淋巴结-转移（TNM）分期系统试图推动更好的标准化。这些因素，加之缺乏阻止肿瘤细胞通过邻近结构扩散的解剖学边界，不仅导致间皮瘤手术难以实现R0切除，也使其定义变得困难。因此，胸膜间皮瘤的可切除性概念仍存在较大临床争议，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胸膜腔的解剖复杂性以及实现真正R0状态的技术挑战。

因此，手术目标通常被重新定义为肉眼完全切除（MCR），即切除所有可见肿瘤，但这几乎必然对应R1切除（残留微小病灶）。这反映了胸膜间皮瘤手术方法的内在局限性，并强调其主要目的是减瘤而非治愈。近期临床试验（如MARS和MARS2）已采用肉眼完全切除作为手术终点，承认在大多数情况下难以实现或证实R0状态。因此，胸膜间皮瘤中相当比例的肉眼完全手术干预最终为R1切除，这往往限制了手术的长期生存获益。

鉴于手术在胸膜间皮瘤管理中的作用有限，纳入化疗和放疗的多模式治疗已成为改善结局的策略，尽管获益有限且且与显著发病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鉴于免疫治疗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已证实的获益，其有望增强胸膜间皮瘤的治疗疗效并拓展治疗选择。

在新辅助和围手术期试验中，尤其是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纳入治疗方案，MPR和pCR作为治疗结局替代标志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MPR通常定义为治疗后肿瘤负荷显著降低，存活肿瘤细胞≤10%；pCR指切除标本中无任何存活肿瘤细胞。在非小细胞肺癌中，MPR和pCR是已确立的替代终点，与更好的EFS/PFS甚至OS相关。

相比之下，胸膜间皮瘤试验尚未统一采用MPR和pCR作为主要终点。此外，胸膜间皮瘤弥漫性、片状生长模式和显著的组织学异质性可能使残留存活肿瘤细胞的精确评估复杂化。此外，MPR和pCR的阈值最初是在新辅助治疗长期作为标准治疗的肿瘤类型（如非小细胞肺癌、直肠癌和乳腺癌）中定义和验证的，而非间皮瘤。尽管有新证据表明其潜在价值（尤其是在ICI等新型治疗药物中），但在采用这些终点评估疗效的试验中，胸膜间皮瘤的代表性仍不足。 

理论上，间皮瘤中MPR和pCR可能与更好的EFS和OS相关，但这种关系尚未确立。需承认，胸膜间皮瘤中R0切除率低，这限制了新辅助化疗后病理应答的验证。唯一报告病理应答的新辅助化疗随机试验显示，pCR率为5.3%，且生存结局各异。随后的回顾性系列研究显示，pCR率为7%，但EFS或OS未获统计学显著获益。这些发现强调，需要大规模前瞻性研究来验证胸膜间皮瘤特异性的MPR和pCR定义。

免疫治疗方法带来的更高肿瘤缩小率和病理应答率表明，更频繁的完全切除可能使这些替代终点的评估更可靠。例如，Offin及其同事的研究显示，胸膜间皮瘤新辅助化疗-免疫治疗的MPR可观（高达26%），这似乎转化为更好的长期生存结局。然而，由于缺乏定义这些终点并将其与胸膜间皮瘤生存相关联的大规模研究，难以充分评估其预后意义。相比之下，非小细胞肺癌试验已有更多数据将MPR和pCR与延长生存期和降低复发率相关联，使这些终点在肺癌中的预测价值更明确。

多项研究探索了预测性生物标志物，以优化ICI治疗的患者选择。在非小细胞肺癌中，PD-L1表达与新辅助/围手术期试验（如CheckMate816和AEGEAN）中更高的pCR、MPR和EFS相关，尽管即使PD-L1阴性肿瘤也显示一定程度的获益。在生存获益方面，可能只有PD-L1阳性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能将新辅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带来的EFS获益转化为OS获益，尽管数据仍不成熟。 

肿瘤突变负荷（TMB，即每兆碱基肿瘤DNA中驱动新抗原产生的突变数量）可能预测ICI获益：高TMB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中带来OS优势，且在部分早期试验中与更好的MPR和EFS相关，但在其他试验中无此关联。这些矛盾结果可能源于研究规模小和患者数量有限，强调需要大规模前瞻性研究来确认TMB在非小细胞肺癌新辅助和围手术期的作用。

 

胸膜间皮瘤围手术期ICI治疗中的生物标志物评估受限于试验队列规模。在晚期胸膜间皮瘤免疫治疗研究中，PD-L1表达的预测价值不一致。例如，CheckMate 743试验中，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在PD-L1＜1%和≥1%亚组中的2年OS相当，而IND.227研究显示无论PD-L1状态如何均有获益。总体而言，非分层设计使结论难以确定。胸膜间皮瘤的TMB水平大多较低，且迄今未证实与生存期相关。

在基因组标志物方面，PrE0505研究显示，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HC）I类和II类免疫原性突变负荷较高以及胚系BAP1突变，与化疗联合度伐利尤单抗治疗的显著生存期延长相关。此外，CheckMate-743研究表明，高四基因炎症特征（CD8A、STAT1、LAG3和CD274）与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治疗的总生存期改善相关。

综上，PD-L1表达、TMB和新兴基因组标志物可能值得在胸膜间皮瘤围手术期ICI治疗中作为预测性生物标志物进行评估。 

有趣的是，这些肿瘤的生物学差异决定了胸膜间皮瘤和非小细胞肺癌对免疫治疗的不同应答模式。在不可切除的胸膜间皮瘤中，非上皮样组织学（如肉瘤样或双相亚型）与对ICI的更有利应答相关。CheckMate 743试验显示，纳武利尤单抗联合伊匹木单抗在非上皮样间皮瘤中比在上皮样亚型中获益更显著（风险比分别为0.46和0.86）。作者指出，非上皮样亚组的获益增强部分可归因于化疗对该特定亚型的疗效较差。然而，仅WHO组织学分型无法完全捕捉胸膜间皮瘤的分子和预后异质性，在此背景下，转录组学分析可能提供更准确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

组织学也是决定非小细胞肺癌治疗应答的关键因素，非鳞状细胞癌比鳞状细胞癌对ICI的应答更强。这被认为与突变负荷不同和肿瘤微环境更有利相关。在免疫治疗时代之前，即使在少数接受手术治疗的极早期患者中，非上皮样组织学也明确预示更差的预后。 

ICI对胸膜间皮瘤患者长期生存的影响仍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可切除间皮瘤中ICI的试验结果不一，部分显示非上皮样亚型中肿瘤降期和主要病理缓解前景可观。然而，这些研究规模小且统计效力不足，无法明确得出组织学是否影响新辅助治疗中的可切除性或长期生存的结论。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正在进行的围手术期试验（如CHIMERA新辅助化疗-免疫治疗研究）明确排除肉瘤样组织学。这可能反映了肉瘤样间皮瘤对化疗耐药的充分证据，以及长期以来认为其不适合手术的观点。有趣的是，MARS-2试验的试验组纳入了小比例（约5%）的肉瘤样病例，这可能至少部分导致了研究中观察到的次优结局。正在进行的围手术期免疫治疗试验（尤其是纳入所有组织学亚型或专门针对非上皮样队列的试验）将至关重要，有助于阐明ICI在肉瘤样和双相间皮瘤中的真正获益。鉴于迄今治疗的非上皮样患者数量有限，特定亚型的结论仍不成熟，因此我们需等待更大规模研究的结果，才能对围手术期非上皮样胸膜间皮瘤提供明确建议。 

评估围手术期治疗的疗效时，还应考虑其对整个计划治疗的影响。例如，在Tsao等人的研究中，25例符合纳入标准的可切除胸膜间皮瘤患者中，7例未接受计划手术切除，其中2例因毒性，4例因疾病进展，1例因非免疫相关疾病死亡。总体而言，15例患者（53.6%）完成了包括阿替利珠单抗维持治疗在内的全部计划治疗。

将免疫治疗纳入胸膜间皮瘤的多学科管理有可能显著影响治疗模式，尤其是考虑到关于手术作用的持续争论。MARS 2试验的结果对扩大性胸膜切除术/剥脱术（EPD）联合化疗的生存获益提出了重大质疑，从而挑战了先前手术干预的合理性。然而，规模较小的非随机研究显示，至少在高度选择的患者中，包括手术在内的多模式治疗可能带来潜在获益。这些数据强调，需要更好的患者选择来识别可能仍从手术中获益的胸膜间皮瘤患者，并为可能无法获益的患者确定最佳治疗策略。

在不可切除间皮瘤中已显示疗效的免疫治疗，可能在与手术联合用于精心选择的患者中发挥关键作用。应考虑组织学亚型、肿瘤负荷和诱导治疗应答等因素，以定制治疗决策。对于被认为手术无获益的患者，免疫治疗（联合或不联合化疗）可作为多模式治疗的关键组成部分，潜在增强全身性疾病控制，同时避免手术相关的发病率。需要进一步研究来完善选择标准，并确定可切除和不可切除疾病中治疗的最佳顺序和组合。

未来展望：

多项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正在研究围手术期免疫治疗在胸膜间皮瘤中的作用，探索不同的治疗组合和临床终点。这些试验的目的是优化免疫治疗联合手术和化疗的顺序，评估其在新辅助和辅助治疗中的可行性、安全性和疗效。部分试验针对特定组织学亚型，其他则纳入所有组织学亚型，以便更广泛地评估不同患者群体的治疗获益。这些试验的结果不仅将为免疫治疗在多模式治疗策略中的作用提供关键见解，还可能帮助确定预测应答的生物标志物，最终指导未来临床应用中的患者选择。这些正在进行的研究汇总于表2。

表2

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是一类新兴的靶向癌症治疗药物，结合了单克隆抗体的特异性和化疗的细胞毒性效力，可将抗癌药物选择性递送至肿瘤细胞，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健康组织的损伤。几种靶向间皮素（大多数间皮瘤中高表达的表面抗原）的ADCs正在研究中，在不可切除胸膜间皮瘤的临床前模型和临床试验中显示出有限但有前景的抗肿瘤活性。此外，近期证实胸膜间皮瘤中存在TROP-2和B7-H3表达，为靶向这些抗原的ADCs应用开辟了可能性。此类策略可能拓展治疗选择，并最终影响当前胸膜间皮瘤围手术期治疗模式。

此外，尽管胸腔内热灌注化疗（HITHOC）尚未被确凿证实能改善生存，但在一些专业中心仍作为治疗策略使用。尽管其真正疗效尚未确立，胸腔内热灌注化疗作为手术辅助手段（尤其是在尝试手术切除时减少残留病灶）仍引起关注。最后，鉴于胸膜间皮瘤独特的解剖和生理特征以及早期疾病中全身性治疗的疗效有限，胸膜内治疗被认为是一种有前景的补充方法，尤其适用于I期胸膜间皮瘤患者。

将免疫治疗纳入胸膜间皮瘤的围手术期管理是一项有前景的进展，有望改善患者长期结局。随着证据的积累，正在进行的试验将进一步阐明最佳策略和患者选择标准。持续研究和多学科协作对于完善这些方法并优化患者获益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Ambrosini P, Stanzi A, Lo Russo G, Solli P, Occhipinti M. Towards a new approach in pleural mesothelioma: Perioperative immunotherapy and its implications. Crit Rev Oncol Hematol. 2025 Jul 23;215:104864. doi: 10.1016/j.critrevonc.2025.104864.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071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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