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作为“十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肿瘤防治事业正迎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科技创新与医疗卫生事业深度融合的时代背景下，第二十三届广东省大肠癌学术会议于6月30日-7月5日在广州盛大召开。本次大会以“规范、精准、新质”为主题，聚焦结直肠癌领域的最新基础与临床研究，汇聚国内外权威专家，致力于推动学术交流与技术创新，为结直肠癌防治事业注入新动能。

在本届学术盛会期间，肿瘤医学论坛媒体特别专访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袁瑛教授。袁教授深入探讨了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FAP）的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基因检测在临床决策中的应用价值，以及如何通过团队合作实现"发现一个患者，拯救一个家庭"的防治理念。本次访谈为推动遗传性肠癌规范化防治和个性化医疗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肿瘤医学论坛》：请您介绍一下当前息肉病机制研究的最新进展。作为肠癌的潜在前兆，目前的进展可以为临床提供什么帮助？

袁瑛教授：

肠道息肉病在肠癌患者中属于遗传性综合症，全名为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FAP）。虽然FAP在所有肠癌患者中仅占约1%的比例，但由于其遗传背景，携带致病基因突变的患者在40岁前100%会发展为肠癌。因此，尽管FAP患者数量相对较少，但其临床关注度却非常高。

前几年，我国在中国抗癌协会大肠癌专委会遗传学组的领导下，开展了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通过这一大规模的多中心研究，我们首次在较大样本中分析了中国人群中的息肉病及其潜在发病机制。研究初期，采用包含139个基因的Panel对患者血液中的遗传相关基因进行突变检测，结果显示约70%的患者携带已知的致病基因变异，尤其是关键的致病性基因APC。这些致病性突变存在于体内所有的正常细胞中，因此被称为胚系突变。

携带这些致病突变的患者在肠道中通常会表现出大量息肉，经典型FAP患者可能有超过1000个息肉，即使是衰减型的FAP也有超过几十枚息肉。这些患者在其一生中几乎都会发展为肠癌。除了最初的NGS检测外，对于未发现明确致病基因的患者，我们进一步进行了大片段缺失分析、低深度全基因组测序和全外显子测序等，从而发现了一些常规方法无法检测到的新致病突变和基因。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团队首次在APC基因的启动子区发现了一个突变。尽管该突变位不在编码区，但它显著改变了APC基因的表达方式，导致基因沉默，功能性蛋白质缺失。此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新的致病基因——DUOX2。在对35个通过常规和先进手段仍未发现致病基因的病例中，有三个家系携带DUOX2突变。随后，我们对DUOX2基因进行了全面研究，探讨其在肠癌发病中的作用机制，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我在遗传性肠癌领域已有30余年的研究经验。三十年前，针对APC基因的分段PCR和测序工作极为繁琐，效率低下。然而，随着NGS技术的快速发展，基因检测的效率和覆盖范围大幅提升，使得遗传性肠癌研究重新焕发生机。然而，仍有部分患者无法通过现有检测方法找到致病基因，这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对于携带致病基因的FAP患者，由于其高癌变率，早期诊断和干预尤为重要。一种直接的方法是在癌变发生前进行预防性的全结肠切除手术。因为FAP的发生年龄很小，有些甚至未成年或刚成年，如果能够在早期阶段诊断FAP，在癌变前进行外科干预，能够减少肠癌发生。但这也带来另外的问题，在比较年轻时接受全结肠切除手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会受到很大挑战。因此如何在预防癌变与维护生活质量之间取得平衡，是临床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

对于遗传性肠癌，发现致病基因非常关键，因为发现致病基因可以对个体提前干预。另外，随着妇产科技术的快速发展，如果发现有致病基因的患者或携带者，在其年轻时有生育要求的情况下，我们现有的技术能够帮助他们在生育环节中阻断致病基因的代代相传。这在2025年CSCO肠癌指南遗传章节的新增的内容有所体现，也是首次国内外指南中对FAP和林奇综合征这种相对明确的遗传性肠癌患者提出可以由辅助生殖技术专家帮助他们进行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来阻断代代相传。

《肿瘤医学论坛》：展望未来，您认为息肉病研究还有哪些重要方向需要深入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多学科的协作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袁瑛教授：

对于息肉病的研究，首先，我们的目标是“发现一个患者，拯救一个家庭”，所以遗传检测相关的专家非常重要。其次，临床医生要认识这个疾病，了解这一疾病对个人和家庭的危害性。我们需要外科、内科医生积极参与，提前采取干预措施，尽量避免癌变的发生，降低癌变风险，并防止致病基因的代代相传。

多学科协作在这一过程中尤为关键，与传统的肠癌多学科团队相比，息肉病研究需要更多具备遗传学背景的医生参与。外科医生可以通过全结肠切除手术减少未来癌变的发生；内科医生则可以探索化学预防的方法，如利用阿司匹林等药物减少肠道息肉的发生和癌变风险。尽管已有研究显示一定效果，但在剂量和长期应用的安全性方面仍需进一步探讨。除此之外，不饱和脂肪酸、COX-2抑制剂以及EGFR抑制剂等药物也在进行临床研究，以评估其在降低肠道息肉发生率方面的潜力。

此外，FAP患者除了肠癌风险外，还会发生多种肠外疾病，其中硬纤维瘤是重要的并发症之一。FAP患者术后容易发生硬纤维瘤，甚至未手术患者也可能出现。尽管硬纤维瘤是良性疾病，但与创伤愈合相关，手术次数增加会提高其发生概率，进而可能引发肠梗阻及其他并发症，影响患者接受后续治疗的能力。为此，我们引入了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治疗技术，通过热消融方式治疗腹壁纤维瘤，我们中心已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这为未来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方向。

总之，通过全国多中心研究的联合努力，我们对中国人群中息肉病的发病机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理论基础，也为临床工作提供了更多循证医学的支持，指导临床医生制定个体化的治疗策略，帮助患者及其家庭有效应对疾病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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