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与白血病等恶性肿瘤的斗争中，阿糖胞苷 (cytarabine) 是一款功勋卓著的化疗药物，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它拯救了无数生命，至今仍是急性髓系白血病 (acute myeloid leukaemia, AML) 治疗的基石。

然而，这柄对抗癌症的利剑，却有着令人不安的另一面：它可能对患者的大脑，特别是负责运动协调的小脑，造成严重的、有时甚至是永久性的损伤。这引出了一个困扰了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数十年的谜题：作为一种旨在杀死快速分裂的癌细胞的药物，阿糖胞苷为何会攻击我们大脑中那些早已停止分裂的神经元 (neurons)？近日，一项发表在《Nature》上的研究“Mechanism of cytarabine-induced neurotoxicity”，为我们揭开这颗“定时炸弹”的引爆之谜，其发现不仅巧妙，而且深刻，为理解化疗的神经毒性开辟了全新的视角。

寻找“内鬼”：CRISPR大海捞针，锁定神经毒性的关键推手

要解开这个谜题，首先需要确定谁是阿糖胞苷在大脑中的“内应”。神经元是高度特化的细胞，一旦成熟便不再分裂，因此，传统的化疗药物作用机制——抑制细胞增殖——在这里似乎并不适用。为了在庞杂的基因网络中找出关键的“内鬼”，研究人员动用了CRISPR干扰 (CRISPR interference, CRISPRi)。

这项技术就像一个基因的“静音遥控器”。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包含476个基因的向导RNA (sgRNA) 文库，这些基因都与DNA修复及相关的细胞核功能有关。他们将这个文库导入到由诱导多能干细胞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PS cells) 分化而来的“实验室培养”的人类神经元 (i³Neurons) 中。这样，每个神经元中都有一个特定的基因被“暂时关闭”。

随后，研究人员用40微摩尔 (μM) 的阿糖胞苷处理这些神经元。这个浓度足以对普通神经元产生毒性。几天后，奇妙的现象发生了：大多数神经元死亡了，但一小部分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这些幸存者，正是解开谜题的关键。通过对幸存神经元中的sgRNA进行测序分析，研究人员发现，那些被“静音”后能让神经元抵抗阿糖胞苷毒性的基因，主要集中在几个特定的通路中。

排名最靠前的几个“内鬼”基因，指向了一个核心的生物学过程：DNA甲基化 (DNA methylation) 与去甲基化 (demethylation)。具体来说，当负责维持DNA甲基化的DNMT1基因和UHRF1基因被抑制时，神经元对阿糖胞苷的耐受性显著增强。更令人惊讶的是，当负责主动DNA去甲基化的关键酶——胸腺嘧啶DNA糖基化酶 (thymine DNA glycosylase, TDG) 被抑制时，神经元同样获得了强大的抵抗力。

这个发现就像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明灯。DNA甲基化，即在DNA的胞嘧啶 (cytosine) 碱基上加上一个甲基基团，是细胞调控基因表达的“开关”之一。而主动去甲基化，则是由TET家族的酶和TDG共同完成的“关灯”操作。TET酶首先会将甲基化的胞嘧啶 (5mC) 氧化成一系列中间体，如5-羟甲基胞嘧啶 (5hmC)。随后，TDG酶会像一把精准的手术刀，切除这些被氧化的胞嘧啶，从而启动后续的修复和去甲基化过程。

既然TDG是关键，那么它的上游搭档TET酶是否也参与其中？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人员采取了两种策略。首先，他们使用了一种名为DMOG的小分子化合物，这是一种TET酶的抑制剂。结果显示，经过DMOG预处理的神经元，在面对阿糖胞苷的攻击时，其存活率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一种被称为γH2AX的DNA双链断裂 (double-strand breaks, DSBs) 标志物的荧光信号也大幅减弱。这表明，抑制TET酶的活性确实可以保护神经元免受损伤。

接着，研究人员更进一步，在小鼠模型中敲除了全部三个TET酶 (Tet1, Tet2, Tet3)。从这些TET基因完全缺失的小鼠大脑中分离出的皮层神经元，在接触阿糖胞苷后，其细胞毒性和DNA损伤水平均显著低于正常小鼠的神经元。

至此，线索已经非常清晰：阿糖胞苷的神经毒性，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巧妙地劫持了神经元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生理过程——由TET酶启动、TDG酶执行的主动DNA去甲基化。这个过程本是细胞正常调控基因表达所必需的，却被阿糖胞苷变成了引爆自身毁灭的导火索。

案发现场重现：从“小划痕”到“致命断裂”，阿糖胞苷的作案手法

锁定了作案团伙 (TET和TDG) 后，下一步是重现案发现场，搞清楚阿糖胞苷究竟是如何将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变成一场灾难的。研究人员将目光聚焦于DNA损伤的具体形式。

在细胞的DNA世界里，损伤有轻重之分。DNA单链断裂 (single-strand breaks, SSBs) 就像是DNA双螺旋上的一道“小划痕”，虽然有害，但细胞通常有高效的机制来修复它。而DNA双链断裂 (DSBs) 则要致命得多，它相当于DNA的“龙骨”被截断，如果修复不当，极易导致基因突变、染色体异常甚至细胞死亡。

研究人员使用了一套巧妙的测序技术来区分这两种损伤。S1-END-seq技术可以灵敏地检测到SSBs，而END-seq技术则主要捕捉DSBs。他们发现，当用阿糖胞苷处理神经元后，这两种损伤信号都急剧增加。这表明阿糖胞苷不仅能造成“小划痕”，更能引发“致命断裂”。

更有趣的是，这种损伤并非随机分布。这些由阿糖胞苷诱发的DSBs，绝大多数都精确地定位在神经元的增强子 (enhancers) 区域。增强子是DNA上一些特殊的调控元件，它们像基因表达的“油门”，能极大地促进特定基因的转录。这暗示着，阿糖胞苷的攻击目标，正是那些在神经元中高度活跃的基因区域。

DSBs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更严重的后果——染色体易位 (chromosome translocations)，即不同染色体的片段发生断裂并错误地连接在一起。为了追踪这一过程，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种名为LAM-HTGTS的技术。其原理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基因组GPS追踪”。他们首先用基因编辑工具在第15号染色体上的B2M基因位点制造一个已知的“诱饵”DSB，并以此为“钓钩”，去“钓”起那些由阿糖胞苷在基因组其他位置诱发的“猎物”DSB。

结果令人震惊。在阿糖胞苷处理过的神经元中，研究人员捕获到了超过100万个染色体易位连接点，形成了7136个反复出现的易位“热点”。这些热点的位置，与之前用END-seq检测到的DSB热点、神经元增强子区域以及一种标记DNA修复合成热点的SAR-seq信号高度重合。

这描绘了一幅完整的作案图景：在神经元活跃的增强子区域，TET/TDG介导的去甲基化过程被阿糖胞苷打断，导致了大量的DSBs。这些断裂的DNA末端随后被细胞内错误的修复系统（即非同源末端连接，NHEJ）胡乱地“缝合”在一起，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染色体易位和基因组结构变异。

研究人员还通过深度测序分析了DSB位点附近的微小插入和缺失 (indels)，发现这些由阿糖胞苷诱导的突变特征，与国际癌症基因组数据库COSMIC中的一个名为ID8的突变印记高度吻合（余弦相似度高达0.967）。ID8突变印记的成因一直不明确，但它与衰老和放射线暴露有关。这项研究首次揭示，ID8样式的突变可以通过中断DNA去甲基化过程而产生。而修复这些损伤依赖于经典的NHEJ通路，因为当NHEJ通路的核心蛋白DNA连接酶4 (Ligase 4, Lig4) 被敲除或其上游的DNA-PKcs被药物抑制后，这些突变和染色体易位几乎完全消失了。

“孪生兄弟”的不同命运：为何吉西他滨对神经元“手下留情”？

在化疗药物的大家族中，阿糖胞苷有一个化学结构非常相似的“孪生兄弟”——吉西他滨 (gemcitabine)。吉西他滨同样是一款强效的抗癌药，而且它也能穿过血脑屏障。然而，与阿糖胞苷不同，吉西他滨引起的神经毒性要轻微得多。这个差异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对照，也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既然结构如此相似，为何它们的神经毒性天差地别？

研究人员用同样的方法检测了吉西他滨的作用。结果发现，吉西他滨确实也能在神经元中诱发DNA损伤，但主要是SSBs（由S1-END-seq检测到），而几乎不产生DSBs。相应地，它也不会像阿糖胞苷那样激活强烈的p53介导的细胞应激反应，也不会引起后续的基因表达风暴。

这表明，神经元对SSBs有着较好的耐受性，而DSBs才是导致神经毒性的“罪魁祸首”。那么，为什么阿糖胞苷会产生DSBs，而吉西他滨却不会呢？

为了探究这个终极问题，研究人员设计了一个巧妙的体外重构实验 (in vitro reconstitution)。他们将DNA去甲基化修复通路中的所有核心蛋白——TDG、APE1、聚合酶β (Polβ) 和修复连接酶复合物 (XRCC1-LIG3)——在试管中混合，并加入一段含有氧化胞嘧啶（具体为5caC）的双链DNA作为底物。这个系统完美模拟了细胞内发生的碱基切除修复 (base excision repair, BER) 过程。

实验分为三组，分别加入正常的胞嘧啶核苷酸 (dCTP)、吉西他滨的活性形式 (dFdCTP) 和阿糖胞苷的活性形式 (AraCTP)。

在加入dCTP的对照组中，修复过程如行云流水般顺畅。TDG切除5caC，APE1处理切口，Polβ填补缺口，最后LIG3完美地将DNA链连接起来，底物DNA很快被修复。

在加入吉西他滨 (dFdCTP) 的一组中，修复过程虽然稍有波折，但Polβ仍然能将dFdCTP掺入DNA链，并且LIG3也能相对有效地将这个“带瑕疵”的链连接起来，虽然效率略低于正常dCTP，但最终大部分损伤还是被修复了，很少产生DSB。

然而，在加入阿糖胞苷 (AraCTP) 的一组中，情况发生了灾难性的变化。Polβ同样会将AraCTP掺入DNA链，但问题出在最后一步——连接。XRCC1-LIG3复合物面对这个掺入了AraCTP的DNA末端时，显得“束手无策”，无法有效地完成连接。定量分析显示，在阿糖胞苷存在的情况下，短短30分钟内，高达80%的修复尝试都失败了，导致DNA链上留下了无法愈合的持久性切口。当这个过程在DNA双链的两条链上相继发生时，一个致命的DSB就形成了。

为了进一步证实连接酶是关键，研究人员敲低了修复连接酶复合物中的核心支架蛋白XRCC1。在XRCC1缺失的神经元中，吉西他滨也开始像阿糖胞苷一样，诱发大量的DSBs。

至此，谜底终于揭晓。阿糖胞苷和吉西他滨的神经毒性差异，归根结底在于一个精细的生化特性：当它们被整合进DNA后，修复系统中的“终极缝合师”LIG3是否能有效地将其“缝合”回去。吉西他滨是“可缝合的”，它造成的损伤大多停留在可控的SSB阶段；而阿糖胞苷是“不可缝合的”，它将一个本应快速修复的SSB，变成了一个持续存在的“陷阱”，最终导致了致命的DSB。

风暴中心：为何偏偏是小脑浦肯野细胞成了“重灾区”？

搞清了分子机制后，研究人员将视野拉回到整个大脑。在真实的生物体内，阿糖胞苷的神经毒性为何主要表现为小脑共济失调 (cerebellar ataxia)？这是否意味着小脑中的某些特定神经元是主要的受害者？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研究人员给小鼠腹腔注射了高剂量的阿糖胞苷，模拟临床上的治疗方案。3小时后，他们分离出小鼠的小脑细胞核，并使用流式细胞术进行分析。他们用三种荧光染料分别标记了所有神经元 (NeuN)、小脑中一种体型巨大、功能关键的神经元——浦肯野细胞 (Purkinje cells, ITPR1)，以及DNA损伤标记物 (γH2AX)。

结果清晰地显示，在注射阿糖胞苷后，绝大多数浦肯野细胞的细胞核内都出现了强烈的γH2AX荧光信号，表明它们的DNA遭受了严重损伤。小脑中的另一类抑制性神经元——高尔基细胞 (Golgi cells) 也受到了影响。相比之下，大脑的其他区域，如同脑皮层，虽然也有少数神经元受损，但其规模和程度远不及小脑。这证实了浦肯野细胞确实是这场风暴的中心。

那么，为何偏偏是浦肯野细胞如此脆弱？研究人员整合了多组学数据，找到了三个关键原因：

首先，是高度活跃的去甲基化。早在2009年，研究就发现浦肯野细胞中含有极高水平的5hmC，其丰度约占所有甲基化胞嘧啶的40%。这意味着在这些细胞中，由TET酶介导的主动DNA去甲基化过程异常活跃，为阿糖胞苷的“作案”提供了大量的“犯罪现场”。

其次，是高度开放的基因结构。通过ATAC-seq技术分析染色质的开放程度，研究人员发现，在浦肯野细胞中，许多与运动协调和神经功能相关的基因（如Itpr1, Grid2等）都处于一种高度“开放”和活跃的状态。这些基因不仅表达水平高，而且其周围的增强子区域也布满了与基因激活相关的组蛋白修饰（如H3K27ac）。

最后，是直接的基因功能打击。当研究人员分析那些在阿糖胞苷处理后表达量显著下调的基因时，发现它们恰恰就是那些负责运动协调、与共济失调相关的基因。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基因的内部（基因体，gene body），研究人员直接用END-seq检测到了大量的DSBs。

这三点共同构成了一个“完美风暴”：浦肯野细胞为了维持其复杂的功能，需要不断地调控大量基因的表达，这伴随着活跃的DNA去甲基化。这种活跃的生理活动，使其基因组的关键区域（特别是那些高度表达的、与运动功能相关的基因）暴露无遗，成为了阿糖胞苷攻击的“软肋”。药物诱导的DSBs直接破坏了这些基因的完整性，导致其功能障碍，最终在临床上表现为运动失调。

从机制到策略：我们能为化疗的“精准打击”做些什么？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解开一个长达半个世纪的谜题。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关于化疗神经毒性的高分辨率“地图”，并指出了未来可能的干预方向。

首先，这项发现为减轻甚至避免阿糖胞苷的神经毒性提供了潜在的靶点。既然毒性源于TET/TDG介导的去甲基化过程，那么在进行高剂量阿糖胞苷治疗期间，是否可以开发一种能临时、可逆地抑制大脑中TET或TDG活性的药物，从而在不影响抗癌效果的同时，保护神经元免受损伤？研究中的数据为这一设想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TET或TDG基因被特异性敲除的浦肯野细胞中，阿糖胞苷诱导的DNA损伤确实被显著抑制了。

其次，研究揭示了吉西他滨相对安全的分子基础，这为临床用药策略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某些对神经毒性高度敏感的患者或治疗方案中，吉西他滨或许可以作为阿糖胞苷的一个更安全有效的替代选项。事实上，已有研究表明，在儿童AML治疗中，吉西他滨比阿糖胞苷更有效力。

最后，这项研究的启示可能超越了化疗领域。它揭示了在非分裂的神经元中，DNA修复过程的微小失误就可能导致严重的基因组不稳定性和功能障碍。这一机制与近年来在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中观察到的现象惊人地相似。在这些疾病的早期，神经元会表现出异常的过度兴奋，这可能同样会触发不合时宜的DNA去甲基化和DNA损伤。

可以说，这项研究不仅为化疗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也为我们理解大脑在压力和衰老过程中的脆弱性提供了一把全新的钥匙。它告诉我们，细胞内最基本、最深刻的生命过程，有时也可能成为最致命的弱点。而理解这些弱点，正是我们迈向更精准、更人性化医疗的基石。

参考文献

Liu JC, Wang D, Callen E, Chen C, Noriega S, Shang Y, Schürmann D, Song Y, Ramadoss GN, Chari R, Wong N, Zhao Y, He Y, Aplan PD, Ward ME, Heintz N, Rao A, McKinnon PJ, Caldecott KW, Schär P, Meng FL, Livak F, Wu W, Nussenzweig A. Mechanism of cytarabine-induced neurotoxicity. Nature. 2025 Jun 25. doi: 10.1038/s41586-025-09210-9.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0562930.

Tags： Nature：颠覆性发现：化疗药物的神经毒性，竟源于大脑自身正常的DNA“擦除”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