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把AA的标志文在了自己胳膊上，提醒自己“我是一个酒鬼”。夜里七点，北京东中街一间写字楼里亮起了灯。这个只有二三十平米的小房间里，坐着消防官兵、五星级饭店厨师、精神科医生、编

有人把AA的标志文在了自己胳膊上，提醒自己“我是一个酒鬼”。

夜里七点，北京东中街一间写字楼里亮起了灯。

这个只有二三十平米的小房间里，坐着消防官兵、五星级饭店厨师、精神科医生、编剧等各行各业的职业人。

他们是参加一场戒酒活动的酒依赖患者，也被称为“嗜酒者”。

按现在的医学解释，当一个人被确诊为嗜酒者，意味着已经失去了对酒精的控制，要活下来，唯一的选择是终生滴酒不沾。

调查显示，中国已有4000万嗜酒者，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潜在的病发者，其中通过医疗手段戒除酒瘾者几乎没有。

失控

曹翔宇，48岁，一家企业的副总经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位嗜酒者。

“一睁开眼，就开始喝酒”。曹翔宇说，20岁不到，他开始喝“睁眼酒”。

那是还没有网络送餐的年代，这个在北京机关大院长大的年轻人打电话给楼下的小卖店，一次性买四罐啤酒，心里想着，我就喝四罐，结果一天之内送了十几次“四罐”。

“又喝完了”，“你这是拿去洗澡去啊”，这些调侃让他感到羞愧，索性开始买四斤装的白酒，这样显得买得比较少。

家人不让喝便偷着出去买酒，口袋没钱，便先把酒拿到手里，迫不及待拧开盖子先喝一大口，再告诉老板，我没有现金，手机你要不？

他变得越来越不爱和朋友出门。最享受的事情是，开着家里那盏昏黄的小台灯，一个人坐在桌前，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干，一口喝半瓶，就这么喝上三天三夜，眼前一黑，什么都不记得。

曹翔宇的妻子说，每天下班回家一开门是昏黄的灯，就知道他喝多了，这还不是最恐怖的，一开门，昏黄的灯，没人，才可怕，这种时候，他电话也不接，半夜回来经常带伤口和泥土。

为了寻求酒精带来的快感，曹翔宇不放过家里任何含有酒精的东西，料酒喝完了，花露水也喝。

在嗜酒者的讲述中，酒是一种令人失去理智的液体。有女性嗜酒者为了买酒，冬天光着身子就跑下楼；有人家里堆满酒瓶，喝了十几天只能躺在酒瓶上睡觉、排泄；有人喝多了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水库中央的石头上。

一开始喝酒，是“无忧无虑，其乐陶陶”，荒唐的事情多了，曹翔宇不想喝酒了，但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失眠的人想睡睡不着，我们的痛苦也一样，不想喝酒，但是非得喝”。

他曾试图停止这种失控的生活，把自己藏在角落的酒拿出来全都倒进马桶，数着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直到意志被压垮，“又恬不知耻地下楼买”。

徐州人骆涛度过了更加荒诞的嗜酒岁月。

最疯狂的时候，他一天喝了11瓶白酒，吐了再喝，喝了再吐，喝多了乱打电话，和声讯台的主持人闲聊，一个月花了1500元电话费。

父亲为了让他戒酒，要把他带回家里看着，回家路上，骆涛趁父亲不注意，翻过旁边近两米的铁栏杆逃走，父亲气得大喊：抓住他，抓小偷。他转身找了一个商店买了瓶白酒把自己灌醉。

结婚并没有让事情变好。婚后，他依然醉倒在小区的树林里，浑身是土，躺在自己的排泄物旁过了一夜，第二天被人发现，父亲和妻子用板子把他抬回家里。

孩子一岁那年，他酒后打人，胳膊被玻璃割烂，一地血，被人送到医院后还在发酒疯，五个人都按不住，打了四针镇静剂，缝了80多针。

说到戒酒，父母给他下跪，老婆给他下跪，都没有用。

有人把AA的标志文在了自己胳膊上，提醒自己“我是一个酒鬼”。夜里七点，北京东中街一间写字楼里亮起了灯。这个只有二三十平米的小房间里，坐着消防官兵、五星级饭店厨师、精神科医生、编

戒酒者的“清醒牌”，牌面上写着停酒年限。

扑面而来的死亡

唯一具有震慑力的东西，是扑面而来的死亡。

嗜酒者曾经用三个词形容过酒依赖病症：不可治愈、逐步恶化、足以致命。

一个关于嗜酒者的故事，如果听到“喝到最厉害的时候”、“喝到最后的时候”，那就说明，他们到达了内心的“最底层”。这个时候，他们通常一个人呆在屋里，拉上窗帘，躺在地板上，周围都是酒瓶。

那是生死边缘，不得不改变的时刻，没日没夜的痛饮过后，睁开眼时内心只有恐惧——我昨天做了什么？还能活过今天吗？

关于那段“生不如死”的黑暗岁月，曹翔宇用了一个比喻描述，如果有一瓶毒药和一瓶酒，我会告诉当时的自己，宁可选毒药都不要选酒。

曹翔宇戒酒时认识的朋友李航曾经多次复饮，家人不让他喝，他就砸电视，“不是打孩子就是摔东西”，直到喝进了医院。

曹翔宇记得，李航一米七左右，胖胖的，做饭特别好吃。

李航走得很突然，一顿饭的工夫，妻子发现他不动弹，拉去医院，医生直接开了死亡证明，死因是多脏器衰竭。

这是嗜酒者常见的死因，还有一些人死于酒后跳楼、车祸、溺亡等等。

2010年，嗜酒者马一磊建立了嗜酒者QQ群，群里近2000人，总有一些人默默退群。有时，他能收到家属私信，“我家里人死了，跟你说一声，退群了”，更多时候，头像直接消失在群里，他不知道这些人去了哪里，是生是死。

那一年，马一磊做了统计，前前后后有20多位家属和自己说，家人死了，退群了，后来他感觉无力，没再统计。

他记得这样一条私信——我住院时同病房有四个嗜酒者，剩下三个人全部自杀了，其中一人是军官，跳楼了，留下的遗书中写着，我是一个军人，我戒不了酒，我无法接受。

不能治愈

在医学上，嗜酒者被称为酒依赖患者。

“这是一种慢性大脑疾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旦患上，就摆脱不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医生盛丽霞表示，酒瘾一旦形成，成瘾者在酒面前已经丧失了自由选择的能力。

这个病成因复杂，是很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一个人的遗传因素、人格倾向、家庭环境、接触到酒的年龄以及人生际遇，都有可能对其成为嗜酒者产生影响。有些人常用酒精去缓解失眠、焦虑、疼痛，日积月累，也会患上酒瘾。

和许多嗜酒者一样，曹翔宇第一次喝酒时，并没有多喜欢这种“大人的饮品”，当他发现自己是嗜酒者时，已经喝到住院了。

他曾经很多次问过自己：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朋友们都喝酒，而我是一个酒鬼？

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嗜酒者有一些科学的量表，长期在物质依赖科室工作的医生总结出了一些典型症状：如果一个人喜欢不分时间、场所在短时间大量饮酒；酒量持续每天超过纯酒精150ml；连续几天饮酒，不吃不喝，一直饮到呕吐；喜欢晨起饮酒；经常独自饮酒；有藏酒行为；那么这个人极有可能是嗜酒者。

在徐州，骆涛喝进医院时，先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生理脱瘾，出院后被关在家里2个月。之后，家里人帮他找了一份保安的工作，他又开始每天身上带10个小瓶二锅头，边上班边喝，陷入入院、生理脱瘾、被家人关起来、复饮的循环。

医生无能为力，看到他入院，都说，“你怎么又来了”。

在中国，各地域的精神病院对酒依赖的治疗方法并不统一，小城市许多医务人员对酒依赖并没有很深的认识，北京地区几所著名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曾针对地方上医护人员，举办多次有关药物依赖的培训班。

即使在北京，医院拿酒依赖患者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北京安定医院医生盛丽霞说，身体脱瘾非常好治疗，但是医院没有办法让他们不复发。目前，全球都没有一种药物可以治疗酒瘾。

“因为咱们满大街都卖酒。你怎么让他们不复发？没有什么药可以控制人的思想”。

医院能做的，只是先帮患者戒断治疗(指帮助嗜酒者应对戒酒后身体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如心慌手抖、幻视、幻听等)，但很多患者一出医院门转头就喝上了。

除了主动就医，北京的酒后驾车被拘役者会被送到北京市教育矫治局下属的沐林教育矫治所，这里面也有一些嗜酒者。

沐林教育矫治所心理咨询中心的毕燕说，对于酒驾拘役的服刑人员，会有2-6个月的教育矫治，心理咨询中心会通过心理辅导以及互助戒酒等方式来帮助他们戒酒，通过播放醉驾交通事故的视频短片，使他们认识到醉酒驾车的社会危害性，以此降低对酒精的依赖程度。

毕燕说，他们对酒驾者的回访显示，“让酒瘾患者实现完全戒除并不现实，复饮率通常在九成以上，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理性饮酒。”

有人把AA的标志文在了自己胳膊上，提醒自己“我是一个酒鬼”。夜里七点，北京东中街一间写字楼里亮起了灯。这个只有二三十平米的小房间里，坐着消防官兵、五星级饭店厨师、精神科医生、编

一位戒酒者迷上了喝可乐，随身携带，一天喝十瓶。

加入“AA”

相比于许多嗜酒者，曹翔宇是幸运的。

2002年，曹翔宇三十三岁，身体全面亮起红灯，上过大学的父亲查了很多资料，带他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物质依赖科室看病。

验血报告出来，他是长期酒依赖患者。转氨酶正常值是低于40，他是400多，转肽酶正常值应低于70，他是2000多，其他指标没有一个正常，该高的低了，该低的都高了。

再喝下去，就是死。

他记得，接诊医生名叫郭崧，郭崧说了两句话，第一句令人宽慰，“酗酒不是你道德问题，这是一种病”，第二句话彻底断了他的念想，“要活着，你今后一滴酒都不能碰”。

曹翔宇求着郭崧开药，被对方告知，“没有用”。郭崧建议他去参加嗜酒者互诫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简称AA），作为最后的尝试。

郭崧是把AA引进中国的两位医生之一。

这个组织创立于1935年的美国纽约，自愿戒酒是加入其中的唯一条件。

2000年，郭崧和北大六院医生李冰参加了AA世界大会，他们看到来自不同国家6万多名已经成功戒酒的AA会员，沿着布满酒吧的街巷缓缓而行，却没有一个人想要喝酒，两个此前从未治好过酒依赖患者的中国医生决定把这个戒酒模式引入中国。

那时，AA刚刚来到中国一年多，有人通过这个戒酒组织停酒近两年，这让曹翔宇看到了希望。

第一次参会是在医院里，许多人穿着病号服。大家一起读书、发言，初入协会的曹翔宇不相信这些，“感觉不是卖假药的就是邪教”。

将信将疑，他参加了好几天会议，和大家一样，每次发言前，都说一句开场白——“大家好，我是一个酒鬼”。正视自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人说出这句话，花了两个礼拜。

曹翔宇听到了很多人的过往，他感觉自己找到了同类，坐在这里的人谁也不会看不起谁，“都是病人，是永远变不成鲜黄瓜的酱黄瓜”。

和“戒友”们一起，他觉得自己有救了，在会上分享自己的过往，看AA的书籍，每天给老会员打电话，开头便说“今天，我没有喝酒”，结束时说“谢谢”。

曹翔宇如愿停酒了，整整一个月。一切都很好，老会员打来电话，他只重复，我病好了，不想喝酒了，不用开会了。

他又一次低估了酒精的魔力——“它狡猾、令人困惑而又力大无比”。

“怒开会”，“狂开会”

复饮是一件猝不及防的事。离开AA没几天，曹翔宇自己都没反应过来，怎么又喝上了，一喝就是几个月。他心里舍不下那瓶酒，不断诱惑自己，再试试，再喝点儿。

2003年3月4日，那是曹翔宇最后一次喝酒，吐胆汁时，他忽然想通了戒酒会书籍里的一句话：要有强烈的戒酒愿望，为驱逐那无情的瘾癖在所不惜。

自己戒酒失败，是因为愿望不够强烈。

和曹翔宇一样，许多嗜酒者在进入AA第一年会自我感觉很好，认为自己的品德、精神状态比正常人还好，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希望，这段“与AA的蜜月期”，被嗜酒者称为“粉红色的云”。

有会员曾经这样描述“粉红色的云”——我迎着初升的太阳，CD里播放的“show must go on”，慈祥的阳光直穿我的灵魂，脑海里产生了令人震撼的幸福感，我无法自控的号啕大哭，一个声音在脑中提醒我，记住这个时刻，记住这个体验。我嘴里念叨着，好吧，好吧……

曾经有会员迷失在“粉红色的云”里，觉得自己是“正常人”了，拿起酒瓶喝了一口，一喝就是八年。

从那以后，曹翔宇严格按照老会员说的做，“怒开会”，“狂开会”，七点开会，三四点就到会场等着。

随着停酒时间变长，嗜酒者们对“精神生活”的关注甚至超越了对“停酒”本身的关注。他们在会上除了说酒，说关于酒的过往，还会开始分享，自己如何变得更加平和——“今天，我站在斑马线过马路，是绿灯，有人朝我乱按喇叭，我也没生气”。

有时，曹翔宇觉得来开会其实是一种心理强化，每天提醒自己：我是什么人，我为什么会坐在这里，我不能让自己忘了，我到底干过什么。

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医生盛丽霞的说法：戒除酒瘾心理治疗是有效的，目前，国内很多医生不明白酒依赖是怎么回事，所以才通过互助组织来完成“心理治疗”功能。

数据显示，AA共有会员216万，10万多个小组，分布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中国19个省份有AA互助小组，他们还有QQ群，以及网络会议。

至今为止，没人能解释清楚，这个通过聊天谈话的组织，如何控制住人们喝酒的欲望。

但它的确行之有效，截至目前，中国最老的会员戒酒已经18年。

有人把AA的标志文在了自己胳膊上，提醒自己“我是一个酒鬼”。夜里七点，北京东中街一间写字楼里亮起了灯。这个只有二三十平米的小房间里，坐着消防官兵、五星级饭店厨师、精神科医生、编

AA会议结束前，戒酒者手拉着手念结束语。

坚守沙做的堡垒

许多嗜酒者有过类似错觉：眼前这糟糕的一切，都是因为我喝酒，只要我把酒停了，一切都会自己变好。

他们忘记了，酒依赖不仅是生理上的瘾癖，还是心理上的嗜好。

曹翔宇发现，嗜酒者对物质容易形成依赖。戒酒后，有人迷上喝可乐，每天喝十瓶；有人迷恋上食物，一直吃，吃到吐为止；有人把注意力转移到游戏上，下雨天走路也要给手机套上塑料袋玩游戏。

68岁的钟启明已经戒酒18年了，是中国最老的AA会员之一，戒酒后的生活并没有从此美满幸福。

因为酗酒，儿子从上高中开始到大学毕业，将近八年没有叫过他一声“爸”，期间，这对中国父子还发生过肢体冲突。

他试图“补偿”，假期专门约了儿子在常去的小饭馆，聊了两个多小时，郑重道歉，儿子听完他的陈述，情绪激动，“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用？你是酒鬼，我不是”，说完就冲出了店门。

最好的道歉，就是滴酒不沾。

为了保持清醒，钟启明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当志愿者，整整九年。他每周都去帮助嗜酒者，眼前的病人就像多年前的自己，身材走样，精神痛苦，看着他们，脑子里警钟长鸣，“想要好好珍惜清醒的每一天”。

在戒酒的第十四年，曹翔宇感觉生活陷入了一种“可怕的平静”。白天，他是一家企业的副总，在公司受人尊敬，拥有着可观的财富和地位，晚上七点到八点，他会出现在AA会场，一遍遍自我提醒，“我是一个酒鬼”。

曹翔宇说，他很清楚，自己离酒的距离永远只差一个胳膊，它获取起来是那么方便，那样随处可见。

每天，心情就像歌里唱的那样——我像个孩子，坚守着沙做的堡垒，防止被海浪摧毁。

（文中所有嗜酒者皆为化名。感谢清华大学博士生孙璞玉对此文的贡献）

采写/摄影新京报记者罗芊

Tags： 嗜酒者的救赎：有人戒酒后迷上喝可乐 每天喝十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