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25年的新年钟声敲响时，一位银发白叟坐在厦门嘉庚剧院的不雅众席里，陪不雅众跨年。她就是95岁的郑小瑛，新中国第一位女批示家。

　　曾三次患癌的她，至今活泼在台前幕后以及短视频里，被年青人称作“硬核奶奶”。不久前，记者在厦门拜访了她。

　　固然腿脚不便，但郑小瑛依然思维敏捷，雷厉风行。三个多小时不间断的谈话中，无论是长远的回想，照样中外音乐界新近产生的大年夜事，都被她信手拈来，言语中有机锋，也有滑稽。

　　记者 吴桐

　　以前这一年，郑小瑛又完成了一件“硬核”大年夜事：她批示了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文版，10天内三次登台。她也又一次打破记载，成为全世界批示这部歌剧最年长的批示家。

　　几天前，她还涌如今福建永定的祖宅“振声楼”。这座百年迈楼改建的村庄音乐教室开放了，她说想为故乡的人开一扇窗，让乡间孩子可以在这里听见交响乐，懂得本身的文化，也经由过程音乐熟悉外面世界。

　　在很长的一段时光内，批示家这一管辖全部交响乐团的职业被男性垄断着。1930年，28岁的安东尼娅·布里珂受邀登上柏林爱乐乐团批示席，成为世界上首位女批示家。

　　在布里珂批示柏林爱乐前一年，郑小瑛在上海出身了。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在衖堂里长大年夜的女孩，后来成了新中国第一位交响乐、歌剧女批示。

　　1987年，郑小瑛拜访美国时，曾登门拜访布里珂。布里珂直言不讳地问她：你们中国有没有歧视女批示？得知她当时是中心音乐学院批示系主任、中心歌剧院首席批示，布里珂对她说：“你真荣幸！”

　　但郑小瑛的人生里，拥有的不只是荣幸。

　　衖堂里成长妈妈鼓励她“做好本身”

　　周末周刊：1962年10月5日，《解放日报》刊发了一则消息——《我国女批示郑小瑛在莫斯科批示表演》，记录了10月3日你批示意大年夜利歌剧《托斯卡》公演的情景。文中写道：“不雅众们在每一场乐队开端吹奏时都热忱鼓掌，向第一位在苏联剧院批示歌剧表演的中国女批示请安。”据说你至今留着这张剪报，它对你来说有什么非同平常的意义？

　　郑小瑛：那时刻我30来岁，在莫斯科留学，傻乎乎的，只是尽力做好本身，没认为有什么了不得。

　　但我妈妈在上海，看到《解放日报》的报道很高兴，就剪下来，寄给了我。我看到报纸上师长教师对我的评价很高，也很受鼓励。

　　那时刻我离婚了，女儿和我妈妈一路在上海。我很惦念我的女儿，批示《托斯卡》的时刻就把女儿的照片放在谱子的最后一页，一曲终了，女儿冲着我甜甜地笑。

　　除了那份剪报，我还有剧院特为我制造的表演海报，20多年前我从北京迁居到厦门，清理器械的时刻才发明。还有一些干涸的玫瑰花瓣，是当晚收到的鲜花。莫斯科的花很贵，那些花瓣被我保存至今。

　　其实孩子的遭受力、适应力是很强的，所以我后来教导女儿也是如许，从来不娇惯，请求她自立。她小时刻去拉练，几天不洗脸，行军累了，马路边躺下就睡，吃的也很差，在干草上睡觉，全身的虱子跳蚤。但童年时代经历过艰苦，此后的人生才有底气来遭受生活里的灾害。

　　周末周刊：那篇关于《托斯卡》的报道很短，只有500多字，个中提到你的师长教师伊·波·巴因评价你“既有天才，又很勤奋”。但那是1962年，中苏关系在恶化，这场《托斯卡》的上演，背后必定艰苦重重吧？

　　还有一个难题——我没有总谱。我们批示歌剧用的总谱，每一页都有20多行，因为包含20多种乐器，批示经由过程总谱才知道什么时刻谁发声，彼此之间若何合作。但当时在莫斯科买不到总谱，只能买到钢琴谱。我的师长教师就把材料室供给给他的名贵总谱静静借给我，让我把所有的乐器都标在钢琴谱上，然后，我再把这些记号全都尽力记在脑筋里。

　　那时刻，我并不睬解她所说的荣幸是什么，成见是什么。直到我看了《批示家》这部片子，我才知道布里珂当时有多灾，要打破若干性其余成见和阻碍。

　　表演前，剧院只让我批示了一次全剧的连排作为考察，而半年后表演时就再也没有给我排练的机会了，如今想想都让我后怕，但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蒙昧者无畏啊。一位懂行的批示家说：“这的确弗成思议啊！”

　　周末周刊：你是在上海衖堂里长大年夜的，怎么开端进修古典音乐的？

　　郑小瑛：我妈妈把我从小当淑女培养。所谓“淑女”就是让我接收周全的教导。妈妈爱看秀兰·邓波儿的片子，她说秀兰·邓波儿会什么，我也得要会，于是我6岁开端学钢琴，还学了踢踏舞。我记得小时刻黉舍有恳亲会，师长教师就让我跳歌剧《卡门》里的西班牙舞曲“哈巴涅拉”，妈妈给我弄了块纱布染上色彩，还买了一把扇子当道具。

　　那时刻，谁也没想到，这个跳《卡门》的小女孩将来会成为中国第一个批示歌剧《卡门》的批示家。这部歌剧，我批示了100多场。

　　周末周刊：你母亲温嗣瑛是一位接收五四活动浸礼的新女性，她对你最大年夜的影响是什么？

　　郑小瑛：我妈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女子不如男”，她一向鼓励我和妹妹“尽力做好本身”。她曾经裹过小脚，但一据说可以摊开，立马就放了。一据说在上海，女孩子可以学新式体育，她就从重庆跑到上海肄业。后来，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女子现代体育师长教师。

　　那场表演异常成功，我的导师第二天在教室里对各国留学生说，你们有谁能像郑小瑛那样批示一场《托斯卡》？这场表演奠定了我作为一个专业歌剧批示的基本。

　　周末周刊：《托斯卡》里最有名的咏叹调是《为艺术、为爱情》，你有过三段婚姻，你怎么对待爱情和婚姻？

　　郑小瑛：人的爱情、婚姻，会跟着不合的时代、不合的际遇产生变更，我认为很正常，我所幸没有在折腾里迷掉本身，这一点很重要。

　　有时刻，年青的孩子们向我就教爱情、婚姻，我经常说，爱情和婚姻不是人生第一位的，作为一个女性，你独一能控制的就是你本身。假如你可以或许自立、自强，那么婚姻也好、家庭也好，有任何变故，你照样你，任何的艰苦和挫折，你都可以泰然处之。

　　女批示家与成见对抗的漫漫长路

　　周末周刊：抗战爆发后，你们一家从上海迁往重庆，你的生活产生了如何的改变？

　　郑小瑛：我本来是上海衖堂里的小丫头，去上学，穿什么色彩的裙子就搭配什么样的蝴蝶结，必定要配套。一到重庆，我看到上山扒柴的孩子都穿草鞋、打赤脚，特别爱慕。小的时刻一点都不会认为苦，反而认为新鲜，本身也跟着学。

　　周末周刊：你走上批示之路，是有时吗？

　　郑小瑛：我19岁时放弃医学专业，跟同窗一路去解放区，进了文工团。团里很多人不识乐谱，学新歌时唱纰谬，我就帮大年夜家改正，就这么在大年夜家的鼓励下当起了批示。后来，我被保送到中心音乐学院进修，进入作曲系。

　　1955年苏结合唱批示专家杜马舍夫应邀来中心歌舞团组建合唱批示班时，我被他选中，成了19个同窗里独一的女生。那时我对批示专业完全没有概念，只是在金陵女子大年夜学读书的时刻，参加过亨德尔清唱剧《弥赛亚》的表演。然而，派我去学合唱批示我照样很高兴的。

　　周末周刊：在杜马舍夫的合唱批示班里只有你一个女生。到莫斯科留学后呢，女批示多吗？

　　郑小瑛：那时刻，苏联培养女批示的风潮已经以前了。我记得我的导师安诺索夫传授带我去见他的学生、苏联的第一位女批示杜达洛娃时，她笑着问安诺索夫：“师长教师，你不是说再也不收女学生了吗？”安诺索夫答复：“这个不一样，她是中华人平易近共和国派来的，并且特别有才能。”

　　所以客岁，我把《托斯卡》译配成中文，就是想让我们的不雅众听懂里面每一句唱词，懂得托斯卡只是一个纯粹的、无邪仁慈的艺术家，她有人道中脆弱的一面，她受不了眼睁睁地看着爱人被熬煎，而脱供词出了革命者藏身的处所。她酷爱的画家也不是革命者，但他同情革命和公理，宁可就义本身的爱情和生命。

　　后来我也不由得问安诺索夫，为什么他不再收女学生了？他对我说，培养一个批示的成本很高，除了教室教授教化，还要供给在乐队练习的机会。但当时在莫斯科，女性娶亲后根本上就在家相夫教子，很少能涌如今舞台上，这在他看来是教导资本一种极大年夜的浪费。

　　周末周刊：这几年出了好几部关于女批示的片子，个中一部叫作《批示家》，就是讲安东尼娅·布里珂的故事。你认为，你比布里珂荣幸吗？

　　周末周刊：是不是对本身太严苛了？从来不许可本身脆弱？

　　郑小瑛：1987年我见到布里珂时，她已经80多岁了，戴着一顶白色的绒帽，披着一条大年夜领巾，深陷在沙发中，不便利站起来，就像如今的我一样。她对我说：“你真荣幸。在美国，人们对女批示有很深的成见。”

　　周末周刊：片子里我印象很深的是，当布里珂十分艰苦找到一个肯教她钢琴的师长教师时，师长教师对她的忠言是不如去找一门好姻缘。当她终于被柏林国立音乐学院登科，批示家卡尔·穆克却当面撕掉落了推荐信。你作为女批示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碰到过如许的阻碍？

　　郑小瑛：我没有。我认为在中国，男女平等的意识要比西方进步很多。我所成长的年代，一向的主意是“妇女能顶半边天”，至少在常识分子中心，我从未感到到本身因为女性的身份被歧视，须要去打破什么、克服什么。

　　布里珂终其平生的尽力，都没能获得一个职业乐团常任批示的职位，而我在1978年就担负了中心歌剧院的首席批示。

　　在西方乐团担负要职的女性，第一个要算2005年澳大年夜利亚女批示西蒙娜·杨担负德国汉堡国度歌剧院音乐总监，第二个就是马琳·阿尔索普，她在2007年成为美国巴尔的摩交响乐团音乐总监。

　　我登上重要批示岗亭的时光比西方的女批示早了近30年，真的很荣幸。但中国古典音乐的成长当时不在西方评论界的视野之内，所以我1994年应邀在哈佛大年夜学讲“西方歌剧在中国”时，还被媒体问到：你是怎么克服那些汉子站到批示台上去的？我也才第一次知道我这个中国女批示的成就在西方人眼里竟是一朵奇葩。

　　郑小瑛：阿尔索普来中国表演，给我写信表示问候。在第二封来信中，她转来了关于她的一部记载片，里面讲到，20世纪70年代，她在茱莉亚音乐学院预科班时代，告诉小提琴师长教师本身欲望成为一个批示家，而她获得的回应是“女孩子是不克不及成为批示家的”。

　　我在给她的回信中，聊了聊我所懂得的华人女批示的情况。据我的统计，今朝已有38位华人女批示活泼在中外舞台上，她们或是获得了国际比赛奖项，或是以批示为职业。时代付与了女批示新的可能，欲望我们可以用音乐的力量，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爱、懂得和包涵。

　　倒在批示台上是最浪漫的事

　　周末周刊：1997年，当你退休后，正计算到厦门筹建乐团的时刻，忽然检查出了直肠癌。但知道这个消息的下昼，你照常去北大年夜给年青人上课。面对癌症，心坎不害怕吗？

　　郑小瑛：癌症当然是一件恐怖的事，但对我来说，当时还没有发生发火，身材上没有感触感染到什么苦楚，我就不想打乱本来的筹划。我每年都邑去清华、北大年夜给学生们讲课，那天讲完了，学生们还让我带着他们唱歌，我就站到桌子上，批示他们唱了国歌，完全忘记我立时就要进病院这件事。

　　其实刚开端也重要过，因为还有很多事没做完，有点不宁愿。沉着下来后，我决定好好治疗。我问过我的主治大年夜夫：我还能再批示吗？他说，飞翔员都还能上天，你有什么不克不及？是他给了我面对癌症的勇气，我想，假如有一天倒在批示台上，那是最浪漫的事了。

　　周末周刊：说起马琳·阿尔索普，她比来带着费城交响乐团来中国表演了。有着“世界头号女批示家”之称的她，成长的过程同样是对抗成见的漫漫长路。

　　周末周刊：1998年，你出院后一个月，就飞去爱沙尼亚表演了。那时刻身材状况大年夜不如前，你为什么要保持表演？

　　郑小瑛：那一次似乎是有点冒险，化疗掉落的头发没长出来，我是戴着假发去的，还带了一箱子中药。但爱沙尼亚国度交响乐团一向在等我的消息，那是一场请我来介绍中邦交响乐作品的音乐会，机会可贵啊。我放疗停止后问大年夜夫，我一个月今后可弗成以去批示，大年夜夫说可以，我就在病院的楼梯上往返锤炼，以求恢复体力。

　　有人说，乐队里所有的乐手都是本身的乐器，我不赞成如许的比方。他们都是有教养的艺术家呀，假如批示家的才能不敷，人格魅力不足，不被大年夜家接收，乐手们是不会买你的账的，他们可能不会投入热忱，不会奏出有生命力的音乐。批示家须要依附所有的乐手合力去创造出美好的音乐，分开他们，你就是真正的光杆司令啊！

　　在爱沙尼亚，我批示了两场中邦交响乐音乐会，包含章红艳吹奏的琵琶协奏曲《霸王卸甲》等。爱沙尼亚国度歌剧院很热忱，他们趁我来爱沙尼亚，就诚邀我在他们的国度歌剧院再批示一场法国歌剧《卡门》，但没有排练时光了，只能直接上演。那时刻我迟疑了，我懂得了这个难度，就不像33岁批示《托斯卡》的时刻那么大胆了。后来看了一场他们的表演，懂得了这是一个练习有素、音乐才能相当高的歌剧团，我就准许了。

　　我记得，那场表演刚停止，章红艳就给还在乐池里的我送来一束花。她说：“这里的2000人，只有我一小我知道你有多么不轻易！”

　　周末周刊：艺术家很不轻易的一点就在于，无论碰到什么艰苦，你都要上台，表演都要持续。

　　郑小瑛：我是不肯意向不雅众解释也不肯祈求他们谅解的，有时刻带着病痛去排练，也不会让吹奏员知道我今天不舒畅，请大年夜家谅解我。因为我是来带领大年夜家进步的。

　　周末周刊：2014年、2015年你第二次、第三次发明患癌时，甚至没有跟家人说，一小我去病院做了放疗，为什么？

　　郑小瑛：因为已经有过面对癌症的经验了，再一次查出来，我就很听大年夜夫的话，很合营治疗。当时的技巧已不消住院，持续五天去病院做半小时靶向放疗就可以了。那我就想，何必麻烦别人呢，我本身去就行了。

　　郑小瑛：批示家就像部队的司令员，你要不以身作则，怎么带领好这个部队？

　　一辈子就干这一件小事

　　周末周刊：客岁你批示了普契尼歌剧《托斯卡》中文版的首演，为什么必定要推出中文版？

　　郑小瑛：我1963年从莫斯科留学归来，很想把这部歌剧带给中国不雅众。当时中心歌剧院正要排练《托斯卡》，但脚本审批没经由过程。极左派的来由是，托斯卡不是个豪杰人物，她供出了革命者，怎么可以或许当主角呢？还有，男主角临逝世前唱了一首《星光残暴》，还留恋生命和爱情，豪杰人物不是应当舍身殉难吗？

　　郑小瑛：我去苏联留学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黉舍不再给中国粹生供给练习，端赖我的几位导师顶住压力，帮我组织乐团，让我可以有机会批示交响音乐会。批示《托斯卡》，是出于我的歌剧导师拜因和莫斯科国立音乐剧院多年来对中国人友情的一种回报。

　　一部艺术作品，应当许可人道复杂多样的出现，让不雅众本身去断定，每小我都邑有本身的看法，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这一次，我们用中文把《托斯卡》清清楚楚地介绍给我们的不雅众，也算是了了一个心愿。

　　周末周刊：你这些年一向在强调“洋戏中唱”，把经典歌剧翻译成中文演唱，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观赏西方歌剧最好去观赏原文的演唱。您怎么对待这两种不雅点的碰撞？

　　郑小瑛：在全世界很多国度，介绍外国歌剧的时刻重要用他们本国的说话，为本国人平易近办事。就拿歌剧来讲，有几小我能听懂原文？

　　假如是看一幅画，我可以先看上半部，然后看下半部，回头再看某个细节。但音乐不是如许的，它永远跟着时光的流动向前，一个刹时没懂，新的信息又来了。所以要高效地传递你的信息，打动人，必须让说话和音乐很好地结合。多半以世界文学名著为脚本的歌剧，经由过程出色音乐塑造的戏剧形象，会更深刻地传递其思惟内容，关键是，人们须要每句都听得懂。

　　艺术家不要做出一副高弗成攀的样子，搞艺术不是为夸耀小我成就，而是在跟大年夜家分享的过程中获得快活，这才是艺术的价值。

　　周末周刊：走上艺术的门路不难，难的是一向保持本身的艺术生命力。你老是在赓续摸索，赓续创业，动力来自哪里？

　　郑小瑛：这些年迈有人来采访我，问我很多为什么。我说，我有一个座右铭，叫作“急社会之所需，尽本身之所能”。我如果发明一件事有人须要，而我刚巧会干，我就会去干，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只看重我的不雅众给我的反馈，他们是我的办事对象，也是我的力量源泉。

　　很多时刻，假如你做一件事的出发点仅仅来自自我的话，是很轻易枯竭的。假如来自社会对你的须要，就会有源源赓续的动力，朝着本身的幻想去走。

　　周末周刊：你一向未变的幻想是什么？

　　郑小瑛：其实，我一辈子干的事儿就是一件小事。我知道，从世界范围来看，本身的批示程度并不是最高的。但我要把我知道的这一点器械尽可能地跟我的同胞分享，让别人的起点可以高一点。固然这是件很小的事，但我要尽力把它做好、做到极致。

　　郑小瑛

　　1929年出身于上海，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批示家，第一位登上海外歌剧院批示台的中国人。历任中心歌剧院首席批示、中心音乐学院批示系主任、“爱乐女”室内乐团音乐指导、厦门爱乐乐团创团艺术总监，现任厦门市郑小瑛歌剧艺术中间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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