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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侧胸腔镜交感神经切断术(BTS)是治疗原发性局灶性多汗症的重要外科手段,但术后疼痛发生率较高,仍是影响患者早期康复及围术期体验的重要问题。如何在保证镇痛效果的同时减少阿片类药物使用、促进患者早期活动,已成为胸外科围术期管理的重要研究方向。该研究采用前瞻性观察性队列设计,纳入300例接受BTS的患者,比较单纯全身阿片类镇痛、阿片类药物联合切口局部麻醉药浸润,以及阿片类药物联合胸腔镜引导下ICNB三种镇痛方案的临床效果,为ICNB在胸腔镜交感神经切断术围术期镇痛中的应用提供了初步临床证据,于2026年7月22日发表于《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ine》。
背景:
双侧胸腔镜交感神经切断术(BTS)是原发性局灶性多汗症的确定性治疗方法,但术后疼痛仍未得到充分处理,目前尚无确立的镇痛共识。这项研究比较了三种BTS术后镇痛方案对疼痛轨迹、阿片类药物消耗量和功能恢复的影响。
方法:
在这项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中,将300例接受BTS的患者按照反映机构临床实践情况的非随机方式分配到三个平行队列(每组n=100):第1组仅接受全身性阿片类药物;第2组接受阿片类药物联合预先切口局部麻醉药浸润;第3组接受阿片类药物联合胸腔镜引导下肋间神经阻滞(ICNB)。主要结局包括数字疼痛评分量表评定的疼痛强度和阿片类药物总消耗量。
结果:
ICNB患者报告的平均峰值疼痛评分(3.8±1.7)显著低于局部浸润组(4.6±1.9)及单纯阿片组(5.2±2.1;p<0.001)。ICNB组阿片类药物总消耗量降低38%(12.4±4.8 mg vs. 20.1±6.3 mg;p<0.001)。ICNB患者中重度疼痛发生率为42.0%,对照组为74.0%(p<0.001)。ICNB与中重度疼痛发生优势降低独立相关(校正后比值比[AOR] 0.31;95%置信区间[CI] 0.17–0.56;p<0.001)。ICNB组患者更快恢复正常活动(中位数3天 vs. 5天;p=0.008),且满意度更高(91.0% vs. 78.0%;p=0.044)。
结论:
在这一观察性队列中,ICNB与BTS术后显著较低的疼痛评分、减少的阿片类药物消耗和更快的功能恢复相关。上述发现提示,ICNB可能是日间BTS有效的辅助镇痛策略,但仍需随机对照试验予以确认。
1.引言
原发性局灶性多汗症(primary focal hyperhidrosis,PFH)是一种以出汗过多且无法控制、超出机体体温调节生理需要为特征的疾病。尽管该病并不危及生命,但其患病率据估计约占全球人口的2.8%,因而影响着数量可观的人群;该病通常在儿童期或青春期出现,在人生第二、第三个十年达到发病高峰。该病主要累及手掌、腋窝、足底和面部,可单独累及某一部位,也可呈不同组合,并具有明确记载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模式,其外显率存在差异。PFH不仅是美容方面的问题,还对日常生活的多个领域产生实质性影响。患者常报告明显的功能障碍,例如难以操作纸质材料或电子设备,同时伴有显著的社会心理困扰,包括社交退缩、自尊心下降和职业活动受限。因此,重度PFH患者报告的基线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常与慢性致残性疾病患者相当;超过60%的手术候选患者将术前QoL评定为差或极差。
PFH的治疗流程包括一系列保守治疗和干预措施。外用氯化铝制剂、离子导入治疗、奥昔布宁等全身性抗胆碱能药物,以及皮内注射肉毒毒素,都可暂时缓解症状,但其长期实用性常受到疗效维持时间有限、局部不良反应、费用高昂或患者使用不便等因素限制。对于希望获得明确且持久解决方案的患者,过去三十年来,双侧胸腔镜交感神经切断术(bilateral thoracoscopic sympathectomy,BTS)已成为金标准外科干预措施。该手术根据多汗症的分布,在特定胸椎节段通过胸腔镜切断交感神经链;研究一致表明,对手掌多汗症的治愈率超过95%,且围术期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均较低。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纵向队列研究证实,术后长达十年时,仍有近90%的患者对手术结果感到满意。
尽管BTS疗效毋庸置疑,但仍伴随一定的不良后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代偿性多汗(compensatory hyperhidrosis,CH):既往未受累部位出现新的、往往令人困扰的出汗,最常见于躯干、背部和大腿。已报道的CH发生率差异较大,约为50%至超过90%,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手术技术、交感神经链中断水平以及严重程度定义不一致之间的差异。大量临床研究已证实,重度CH的发生风险可以调节,主要取决于交感神经切断的范围及其头侧水平。这一认识推动外科实践逐步向范围更小、切断水平更偏尾侧的交感神经切断术演变,例如针对手掌多汗症仅中断R3或R4水平,以在症状消除与不良反应最小化之间达到最佳平衡。
与大量致力于优化交感神经切断水平、降低CH发生风险的文献相比,BTS术后的疼痛体验及其最佳控制方法得到的系统研究相对较少;这一镇痛证据缺口正是该研究的焦点。急性术后疼痛几乎普遍发生,既往病例系列报道其发生率为80%–98%;目前认为其病因具有多因素性质,包括胸壁切口、胸腔镜套管对肋间神经血管束造成的损伤,以及交感神经切断过程中对壁层胸膜和骨膜造成的热损伤或机械损伤。尽管疼痛通常为中等程度且具有自限性,一般在两周内缓解,但在关键的围术期阶段,它仍是早期术后不适的重要来源,并可能妨碍即时康复、延迟出院以及影响患者满意度。胸腔镜手术已有多种镇痛策略的报道,包括全身性阿片类药物和非甾体抗炎药(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s,NSAIDs),以及肋间神经阻滞(intercostal nerve block,ICNB)、椎旁神经阻滞、胸膜腔内局部麻醉或穿刺孔预先局部麻醉药(local anesthetic,LA)浸润等区域麻醉技术。
尽管人们普遍认识到交感神经切断术后疼痛的存在,但对于作为日间手术或短期住院手术实施的BTS,各种镇痛方式相对有效性的证据仍存在明确空白。现有文献的特点是 样本量小、研究异质性大、直接头对头比较匮乏,并且缺少标准化的循证镇痛方案。即使是近期的临床试验,也尚未最终确立最佳方法。此外,在这一患者群体中,镇痛疗效、阿片类药物消耗与患者达到快速出院标准的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未得到严格界定。
因此,该项前瞻性、对照性、三组观察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针对这一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系统比较接受BTS治疗PFH的患者采用三种不同围术期镇痛技术的疗效,即单纯全身性阿片类药物、全身性阿片类药物联合术前预防性LA切口浸润,以及全身性阿片类药物联合ICNB。分析聚焦于一组全面的结局指标,包括术后最初24小时的疼痛变化轨迹、以吗啡毫克当量表示的阿片类药物总消耗量、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恢复正常日常活动所需时间,以及患者满意度。研究人员假设,增加区域麻醉技术,尤其是ICNB,可以提供更优的疼痛控制、促进阿片类药物节约,并在不增加围术期并发症风险的前提下加快功能恢复,从而为优化该患者群体的术后体验提供明确的循证框架。
2.方法
2.1. 研究设计与伦理监督
该研究依照观察性流行病学研究报告强化指南(Strengthening the Reporting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in Epidemiology,STROBE)进行报告。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前瞻性观察性队列研究,比较计划接受双侧胸腔镜交感神经切断术的患者采用三种不同围术期疼痛控制方法的效果。研究方案已事先接受审查,并于2018年2月6日获得伏伊伏丁那肺病研究所机构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准编号85-I/9)。研究的各个环节均遵循《赫尔辛基宣言》规定的原则。在实施任何研究相关程序之前,均向所有参与者详细解释外科手术以及该机构常规采用的三种镇痛方案,并告知参与研究完全出于自愿。所有同意参加研究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
2.2. 患者筛选与纳入排除标准
研究人员连续了在伏伊伏丁那肺病研究所胸外科接受择期双侧胸腔镜交感神经切断术、经确诊为原发性局灶性多汗症的成年患者。入组时间为2018年2月15日至2020年12月31日。纳入患者的年龄须为18–50岁,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体格状态分级须为Ⅰ级或Ⅱ级。在既往治疗方面,符合条件者包括:既往尝试过处方止汗剂、离子导入、口服抗胆碱能药物或肉毒毒素等保守治疗措施但未获得满意疗效的患者,或不愿继续接受保守治疗而选择明确外科治疗的患者。
研究人员设置了多项排除标准,以确保术后疼痛体验反映外科手术及镇痛干预的影响,而非既存疾病或解剖异常的影响。曾接受任何胸腔手术者均予排除,包括正式开胸术、因任何适应证接受过视频辅助胸腔镜手术,甚至既往胸腔引流管置入史。既往肋骨骨折、因任何病因而需每日服用镇痛药的慢性疼痛综合征,或可能导致胸膜粘连的重症肺炎或脓胸病史,也均为排除依据。为避免对术后疼痛评估造成混杂,长期服用阿片类药物、抗惊厥药、抗抑郁药或其他具有潜在镇痛活性的精神药物者未予纳入;在基线时,没有一名已纳入患者正在接受上述治疗。此外,还排除心肺功能严重受损、以致即使短时间单肺通气也不安全的患者;已知存在凝血或出血障碍的患者;以及明确对酰胺类局部麻醉药或方案规定的任何阿片类药物过敏的患者。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35 kg/m²亦为排除标准;任何可能妨碍患者理解数字疼痛评分量表(numerical rating scale,NRS)或可靠填写研究问卷的精神障碍或认知障碍同样属于排除条件。妊娠和哺乳期女性未纳入。患者从筛查、资格判定、分组直至随访的流程见图1。

图1. 研究参与者STROBE流程图。
2.3. 研究组别与镇痛方案
符合全部入选条件并同意参加研究的患者,根据其手术时所采用的围术期镇痛方案分配到三个平行队列之一。所使用的镇痛方案由负责麻醉的主治麻醉医师与手术外科医师共同讨论后决定。分组反映的是该机构的临床实践模式,而非随机化分配;方案选择取决于麻醉医师对区域麻醉技术的熟悉程度、预定手术室时间,以及尤为重要的因素——研究期间该机构逐步推广ICNB。为应对有关时间性混杂的担忧,补充资料给出了各入组年份不同方案的分布;研究期间每一个日历年度均使用过三种方案,尽管ICNB病例的比例随时间增加。
三个队列分别采用以下镇痛方案。
第1组:单纯全身阿片类镇痛
该队列用作参照组或对照组。患者按照标准化方案接受全身性阿片类药物镇痛,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区域麻醉或切口局部浸润。阿片类镇痛方案包括在麻醉诱导时按实际体重以3 μg/kg剂量静脉给予芬太尼。如为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而有需要,可由麻醉医师酌情追加术中静脉推注。手术结束时,患者接受单次皮下注射硫酸吗啡5 mg。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期间,三种方案均未常规加入非阿片类药物的基础多模式镇痛(对乙酰氨基酚、非甾体抗炎药[NSAIDs]);这反映了研究开展时该机构的临床常规。
第2组:局部麻醉药预先浸润
该队列患者接受与第1组相同的全身性阿片类药物方案。此外,在手术穿刺孔处预先实施局部麻醉药浸润。在患者完成麻醉、手术区域消毒铺巾后,但在外科医师作出第一个皮肤切口之前,于胸部每侧两个计划中的5 mm穿刺孔分别浸润2 mL 0.25%盐酸布比卡因。即每侧半胸用量为4 mL(2 mL×2个穿刺孔),双侧合计每例患者8 mL,对应布比卡因总剂量20 mg。局部浸润在胸腔镜辅助下实施,以确保麻醉药物准确沉积于皮下组织和浅表肋间肌层,并避开任何血管或胸膜腔本身。
第3组:肋间神经阻滞
第三队列患者接受与另外两组相同的全身性阿片类药物方案,但其附加区域镇痛措施是在胸腔镜引导下实施肋间神经阻滞。建立穿刺孔、置入胸腔镜并清楚辨认交感神经链之后,但在切断任何交感神经链之前,研究人员实施阻滞。在胸腔镜直视下,经皮推进一根长22号脊髓穿刺针,以确认针尖位置;然后在与手术穿刺孔对应的椎体水平,于肋间隙内注入2 mL 0.25%布比卡因,将局麻药沉积在邻近肋间神经血管束的壁层胸膜下。由于注射是在胸腔镜下于肋骨角附近的椎旁沟位置实施,该技术最准确的描述应为胸腔镜引导下近端肋间神经阻滞;研究人员承认,根据局麻药在这一内侧位置的具体扩散情况,该阻滞可能具有某些椎旁型区域阻滞的特征。其目的是麻醉传导来自手术野及邻近胸壁感觉信息的肋间神经。胸部双侧均采用完全相同的操作方法与给药剂量。
2.4. 标准化麻醉与手术技术
为了将由手术技术或麻醉深度差异引起的术后疼痛变异降至最低,研究人员对研究中的每一名患者均遵循统一的手术及麻醉方案。
2.5. 数据收集和结局指标
采用前瞻性方式从两个主要来源收集数据:病历资料提取,以及患者在指定时间点填写的一系列标准化问卷。记录疼痛评分和收集随访信息的护理人员及其他工作人员均不知晓任何特定患者所接受的镇痛方案。
基线人口学与临床特征
根据术前评估及病历,研究人员提取了以下资料:年龄、性别、体质指数、受多汗影响的身体区域数量及具体解剖部位(分为手掌、腋窝、面部或足底)、患者既往是否尝试过保守治疗及具体的治疗方式,以及一级亲属是否存在多汗症家族史。为尽量减少观察者偏倚,术后疼痛评分由麻醉后监护室的护理人员使用标准化评估表记录。然而,考虑到手术记录中包含已实施区域镇痛技术的信息,不可能实现完全盲法;研究人员承认这是研究的一项局限。数据提取和结局判定由未参与术中医疗照护的研究团队成员完成。
术前疾病严重程度及生活质量评估
手术前,每位患者均填写多汗症疾病严重程度量表(Hyperhidrosis Disease Severity Scale,HDSS),这是一种经过验证的4级量表,用于评估出汗的可耐受程度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干扰程度。1级表示出汗从不引起注意,也从不妨碍日常活动;2级表示出汗尚可耐受,但有时会干扰日常生活;3级表示出汗几乎无法耐受,并经常干扰日常活动;4级表示出汗无法耐受,且持续干扰日常生活。分析时,研究人员将1级和2级合并为轻至中度疾病,将3级和4级归为重度疾病。患者还使用4级总体评价量表对疾病特异性生活质量进行评分:0分为极差,1分为差,2分为好,3分为极好。
术后疼痛评估:强度、轨迹与部位
研究人员的首要关注点是术后疼痛强度,采用11级数字评分量表进行测量。在这一量表上,0分表示“完全没有疼痛”,10分表示“所能想象的最严重疼痛”。在四个标准时间点取得疼痛评分:麻醉苏醒时(定义为患者能够遵从一项简单指令的时刻),以及拔管后6、12和24小时。在麻醉后监护室记录这些评分的护士均不知道患者所属的镇痛方案。研究人员还记录了整个观察期内测得的最高疼痛评分。在部分分析中,研究人员将疼痛程度归类:轻度疼痛为NRS 1–3分,中度疼痛为4–6分,重度疼痛为7–10分。中重度疼痛定义为NRS≥4分。
除了疼痛强度评分,研究人员还在患者随访时询问其与手术相关的任何不适持续了多长时间。患者从以下分类选项中选择:不到1周、1至2周、2周至1个月,或超过1个月。
为了了解疼痛部位,研究人员向患者展示一张简要人体示意图,请其指出不适的区域。随后,研究团队将回答编码为以下类别之一:手术穿刺孔部位、胸壁前部或胸骨后区域、胸廓后部或肩胛间区、右半胸或左半胸。
镇痛药物消耗量及阿片类药物需求
研究人员合计了术中和随后24小时内给药的所有阿片类药物,并采用标准换算系数将剂量转换为静脉吗啡mg当量:静脉给予芬太尼1微克视为相当于静脉吗啡0.1mg;皮下注射吗啡按每mg等同于静脉吗啡1mg计算。研究人员将超出标准化方案的任何镇痛药给药定义为补救镇痛,无论该用药是患者提出要求,还是护理人员为治疗爆发性疼痛主动给予。研究人员记录了具体使用的补救药物,并将其分类为NSAIDs(根据该院药品目录使用布洛芬或双氯芬酸)、对乙酰氨基酚,或二者联合。研究人员还记录了至首次需要补救镇痛药物的时间。
代偿性多汗的评估
患者返回接受随访时,研究人员专门询问其是否注意到术前没有问题的身体部位出现新发出汗或出汗加重。回答肯定的患者需按照三级标准描述代偿性出汗的严重程度:轻度指能够察觉但实际上并不困扰;中度指造成困扰,但不妨碍平时活动;重度指干扰日常生活或引起明显痛苦。研究人员还询问有无味觉性出汗,即进食某些食物后诱发面部或头皮出汗。
功能恢复与患者报告结局
为评估恢复速度,研究人员在随访时提出以下问题:“术后多少天,您才觉得自己恢复了平时的生活状态,包括工作、家务或社交活动?”答案仅以天数记录。
研究人员在随访预约时再次施测多汗症疾病严重程度量表(HDSS)。研究人员将术后评分较术前下降2级或以上视为具有临床意义的改善。患者还需使用术前相同的4级总体量表对随访时的生活质量进行评分。
研究人员使用5级Likert量表评价患者满意度,选项依次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中立、满意和非常满意。在呈现数据时,研究人员将这些答案整合为三个类别:非常满意、满意,以及中立/不满意合并组。研究人员还提出一个简单的“是/否”问题:“根据您现在的了解,您是否愿意向患有同样多汗问题的朋友或家庭成员推荐这项手术?”
安全性及围术期不良事件
任何在手术过程中或早期恢复期发生的不良事件均记录在病历中,随后由研究团队提取。研究人员特别关注需要治疗的心动过缓、短暂血氧饱和度下降、恶心和呕吐、瘙痒、头昏、双上肢一过性刺痛或麻木以及呼吸困难。研究人员尤其关注可能与肋间神经阻滞特异性相关的任何并发症,例如需要干预的气胸或局部麻醉药全身毒性的任何体征。最后,研究人员记录了患者在麻醉后监护室和医院内的总停留时间,以从拔管至满足出院标准的小时数计量。
2.6. 统计学分析
该研究采用IBM SPSS Statistics 26.0进行统计分析,混合效应分析则使用R 4.3.0及lme4程序包。在开展任何比较检验之前,研究人员采用Shapiro–Wilk检验并观察Q-Q图,评估每个连续变量的分布。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以均值及标准差表示。非正态分布变量以中位数及四分位距汇总。分类数据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主要结局不存在缺失数据;对于少数回答不完整的次要变量(疼痛持续时间类别,第1、2、3组分别有99、98和98例报告),采用完整病例分析,并在相应表格的脚注中注明有效分母。
在采用参数检验之前,分别通过Shapiro–Wilk检验和Levene检验正式评估残差正态性及方差齐性,并辅以Q-Q图和残差-拟合值图的目视检查;对于混合效应模型,则通过检查残差图来确认残差的正态性与方差齐性。当上述假设满足时,三组间的正态分布连续型指标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当总体F检验的p值小于0.05时,进一步采用Tukey诚实显著差异(HSD)检验进行事后两两比较。对于不满足正态分布假设的数据,研究人员采用Kruskal–Wallis检验比较三个队列的分布。分类结局采用卡方检验。对于有序分类变量,除卡方检验p值外,还报告线性-线性关联检验(Cochran–Armitage趋势检验),因为该检验对有序类别中的单调趋势更为敏感。患者自身术前至术后的变化采用Wilcoxon符号秩检验。
为分析术后四个评估时间点(苏醒时、术后6小时、12小时、24小时)的纵向疼痛轨迹,研究人员构建线性混合效应模型,以NRS评分为因变量;镇痛组别、时间及组别×时间交互作用为固定效应;患者作为随机截距,以考虑同一受试者重复测量引起的个体内相关性。各时间点镇痛组之间的两两比较,通过拟合模型所得的估计边际均值(estimated marginal means,EMMs)获得,并采用Tukey校正控制家族性Ⅰ类错误率。
为处理入组期间(2018年2月至2020年12月)可能出现的临床实践随时间变化,在峰值NRS的线性混合效应模型中加入作为分类固定效应的入组年份,重新分析峰值NRS,并在各年份分层内使用卡方检验重新评估发生中重度疼痛的患者比例。如果2018、2019及2020年间的组间差异均得以保留,则认为结果具有稳健性。
研究人员还构建了一个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以确定哪些因素与发生中重度疼痛(定义为NRS评分≥4分)的可能性独立相关。若变量在单因素筛选中的p值<0.10,或依据已发表文献认为有必要纳入(不论其单因素关联是否显著),则将其纳入模型。最终协变量包括年龄、性别、体质指数、受累身体区域数量、基线HDSS严重程度类别及所分配的镇痛组别。通过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评估各协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所有VIF均<2.0,表明无明显共线性问题。模型中发生177例中重度疼痛事件,纳入6个协变量,满足传统上每个变量至少10个结局事件的最低要求,从而降低模型过拟合风险。该模型结果以校正后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AOR)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表示。为评估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采用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该检验的p值不显著,提示模型预测与实际观察结局具有合理的一致性。通过计算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评估模型区分发生与未发生中重度疼痛患者的能力。对于主要的组间比较,两组均值差异的效应量以Cohen’s d表示,总体方差分析的效应量以η²表示,均附95%CI;对于分类结局,效应量表示为比值比或相对危险度及其95%CI。对于组间总体比较,研究人员报告F统计量及其自由度,表示形式为F(df1,df2);对于分类结局,还通过Cramér’s V总结关联强度;η²约为0.01、0.06和0.14分别解释为小、中和大效应。该文报告的全部p值均为双侧,以p<0.05为统计学显著。对于非参数组间比较(Kruskal–Wallis检验),报告H统计量、相应自由度以及作为效应量的ε²。为处理次要及探索性终点的多重比较问题,研究人员对15项次要结局p值组成的检验族应用Benjamini–Hochberg错误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FDR)校正(补充表S2)。
2.7. 样本量考虑
采用G*Power 3.1.9.7软件事先计算 样本量。根据既往数据及已发表的胸腔镜交感神经切断术文献,估计每队列纳入100例患者,即可在11级NRS的术后峰值疼痛中检出1.5分差异时获得>80%的检验效能(对应Cohen’s f约0.20,即中等效应量)。根据已发表文献,研究选择1.5分作为术后疼痛的最小临床重要差异(minimal clinically important difference,MCID)。该计算假定标准差约2.0分、双侧α=0.05,以及数据不完整或随访丢失率约10%。
结果
3.1. 研究队列基线特征
最终分析纳入300例接受双侧胸腔镜交感神经切断术的患者,其中每个研究组各100例。三个队列的人口学及临床基线特征总体平衡,在年龄、性别、体质指数、受累身体区域分布、基线HDSS严重程度、既往保守治疗、家族史以及术前生活质量方面均无统计学显著差异(所有p>0.05;表1)。
表1. 研究对象的基线人口学与临床特征。

3.2. 术后疼痛特征与阿片节约效果
尽管整个队列几乎普遍报告了一定程度的术后不适,但疼痛强度及其变化轨迹随所采用的镇痛方案而存在显著差异。在涵盖四个时间点的NRS线性混合效应模型中,组别主效应(p<0.001)、时间主效应(p<0.001)以及组别×时间交互作用(p<0.001)均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表明组间差异在术后不同时间有所变化,并且在最初12小时最为明显。仅接受全身性阿片类药物的对照组患者报告的平均峰值NRS疼痛评分为5.2,明显处于中重度疼痛范围。相比之下,局麻药浸润组的平均峰值NRS为4.6,而肋间神经阻滞组明显更低,为3.8(单因素ANOVA,F(2,297)=24.6,p<0.001;η²=0.14,95%CI 0.08–0.21)。事后多重比较进一步明确了肋间阻滞的优势较为稳健:不仅优于单纯阿片类药物方案(平均差异−1.4分,95%CI −1.9至−0.9;Cohen’s d=0.72,95%CI 0.43–1.01;p<0.001),也优于单纯穿刺孔局部浸润(平均差异−0.8分,95%CI −1.4至−0.2;Cohen’s d=0.41,95%CI 0.13–0.69;p=0.008)。即使仅实施局部浸润,相对于对照组也可获得较小但统计学上可检出的获益(平均差异−0.6分,95%CI −1.1至−0.1;Cohen’s d=0.30,95%CI 0.02–0.58;p=0.023)(表2)。
疼痛随时间的变化模式显示,肋间阻滞的镇痛作用得以持续(图2)。术后6小时,ICNB组的平均NRS评分仅为3.2,局部浸润组和对照组分别为4.1和4.8(p<0.001)。到术后12小时,ICNB队列继续报告较低的疼痛评分(分别与另两组的3.3及3.9分相比,ICNB为2.5分),而且这一趋势持续至术后最初24小时结束时,尽管绝对差异逐渐缩小。疼痛控制更好,也意味着需要额外镇痛的患者更少。对照组约三分之二的患者需要补救镇痛药物;这一比例在局部浸润组降至57%,在ICNB组进一步降至42%(p<0.001)。补救用药需求的降低也伴随着阿片类药物总消耗量的明显减少:ICNB组平均静脉吗啡mg当量为12.4 mg,较标准照护组所需的20.1 mg减少38%(p<0.001)(表2)。

图2. 不同镇痛组的术后疼痛轨迹。
表2. 术后疼痛轨迹、疼痛强度及镇痛药物需求。

图2展示了混合效应模型的四项主要发现。首先,三组术后最初24小时的疼痛曲线均呈预期的单调下降趋势,这与时间主效应显著一致,表明各种镇痛策略均保留了术后疼痛自然消退的轨迹。其次,在每一个评估时间点,三条轨迹均明显分离:ICNB曲线始终低于局部浸润曲线,而后者又始终低于单纯阿片曲线;来自模型估计边际均值的两两比较证实了这一排序,与组别主效应显著一致。第三,组间差异的幅度并非在整个时间过程中恒定不变,而是在术后早期(麻醉苏醒及6小时)最大,至24小时逐渐缩小。第四,ICNB组在每个评估时间点(包括苏醒时)的平均NRS始终低于中重度疼痛阈值(NRS=4),而单纯阿片组直至术后12至24小时之间才下降到该阈值以下。这种可视化差异凸显了观察到的组间差异所具有的临床重要性:ICNB组患者在整个恢复过程中体验到可耐受的疼痛,而单纯阿片组患者在术后第一天的前半段仍处于中重度疼痛范围(图2)。
3.3. 术后疼痛的解剖部位特征
对疼痛部位的详细分析显示,不同疼痛分布模式的发生频率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镇痛干预影响,但其严重程度与镇痛干预存在关联。穿刺孔部位不适几乎普遍存在,在每组均有超过92%的患者报告。然而,接受肋间神经阻滞的患者切口疼痛强度减轻,其平均NRS为3.5,局部浸润组为4.2,对照组为4.8(p<0.001)。更为突出的是,ICNB对后胸部及肩胛间区疼痛的影响;该部位疼痛是交感神经切断术后常见且往往难以处理的不适组成部分。在报告这种特定疼痛的患者亚组中,单纯阿片组的平均疼痛强度为5.9分,局部浸润组下降至5.1分,ICNB组进一步下降至4.2分(p<0.001)。这一结果提示,肋间神经阻滞可能产生作用范围深于浅表穿刺孔的区域阻滞效应,从而减轻构成患者不适的内脏性疼痛或牵涉痛(表3)。
表3. 不同镇痛组术后疼痛部位与强度

3.4. 安全性、耐受性与临床效率
在该队列中,增加区域麻醉技术并未引入新的安全性信号。研究三组的总体不良事件发生率均较低且相近(p=0.691)。未观察到可归因于肋间神经阻滞的气胸,也未观察到局部麻醉药全身毒性的征象。ICNB组术后恶心和呕吐发生率呈明显较低趋势(8.0%,另两组分别为16.0%和14.0%),但这一差异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考虑到这些患者接受的阿片类药物剂量较低,这一趋势符合预期。作为交感神经切断术公认后遗症的代偿性多汗,在术后1个月随访时三组发生率稳定在约20%(p=0.782);但这一较短的随访窗口可能低估其最终发生率,因为代偿性多汗通常在术后6–12个月期间持续显现。从医疗服务系统的角度看,镇痛改善还转化为麻醉后监护室停留时间的小幅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缩短:接受ICNB者平均比对照组早约1小时达到出院标准(7.1小时 vs. 8.2小时,p=0.001)(表4)。
表4. 围术期并发症及临床效率指标。

3.5. 患者报告结局与康复质量
不论围术期采用何种疼痛管理策略,手术本身均可显著改善疾病特异性生活质量。0–3分QoL量表的平均得分由术前约1.4分(代表生活质量较差)上升至术后2.7–2.8分;这一变化既具有统计学显著性(第1、2和3组均p<0.001),也具有临床意义。ICNB组超过85%的患者在HDSS上改善至少2级(相对于基线的HDSS变化,各组均p<0.001),这一指标证实了外科干预本身的疗效。然而,疼痛控制更好显然改善了患者的康复体验。ICNB组患者恢复正常日常活动所需时间的中位数仅为3天,局部浸润组为4天,单纯阿片组为5天(p=0.008)。功能恢复加快也反映在满意度指标中:91%的肋间神经阻滞患者将整体体验评价为“非常满意”,显著高于标准照护组的78%(p=0.044)(表5)。
表5. 生活质量与功能恢复结局。

3.6. 与疼痛严重程度独立相关的因素
研究人员构建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以确定哪些因素与发生中重度术后疼痛(NRS≥4)的可能性独立相关。模型对年龄、性别、BMI、疾病严重程度及具体镇痛干预进行了校正。控制这些变量后,肋间神经阻滞成为与显著术后疼痛减少关联最强的单一因素。与仅接受全身阿片类药物的患者相比,ICNB组患者报告中重度疼痛的校正后优势降低69%(AOR 0.31,95%CI 0.17–0.56;p<0.001)。局部浸润技术也表现出保护性获益,使明显疼痛的发生优势接近减半(AOR 0.55,95%CI 0.31–0.98;p=0.042)。除了镇痛方式,女性(AOR 1.68,p=0.046)以及术前HDSS分级较高、提示疾病严重者(AOR 2.14,p=0.021)也分别独立关联于术后更严重疼痛的风险增加(表6;图3以森林图展示了相同结果)。
表6. 中重度术后疼痛的多变量Logistic回归预测因素



图3. 中重度术后疼痛(NRS≥4)预测因素的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森林。
图3将单个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得到的校正后比值比(AOR)绘制为森林图。图中的每一个标记——包括表示两种镇痛组别的指标——都是在同一个模型中同时估计得到的校正后比值比,表示相应变量与中重度疼痛发生优势之间的独立关联。因此,组别所在的各行表示,在保持其他协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接受局部浸润或ICNB患者发生中重度疼痛的优势相对于单纯阿片参照组的变化;它们应在与患者层面预测因素完全相同的尺度下以相同方式解读,而不是未经校正的组间平均疼痛评分差异。两种区域镇痛方式的估计值均位于无效应参考线(AOR=1)的左侧:ICNB的关联最强且估计最精确(AOR 0.31,95%CI 0.17–0.56),而局部浸润(AOR 0.55,95%CI 0.31–0.98)的置信区间仅略微排除无效值。由于这两种区域镇痛技术的置信区间存在重叠,该模型并未确立ICNB在统计学上优于局部浸润;它仅表明,与单纯阿片镇痛相比,两种技术均与中重度疼痛发生优势降低独立相关,其中ICNB的估计不确定性最小。女性(AOR 1.68,95%CI 1.01–2.79)和术前重度HDSS(AOR 2.14,95%CI 1.12–4.08)的估计值位于参考线右侧,但置信区间较宽,且其下限仅略高于1;鉴于这种估计不精确性及多重比较校正,最好将其视为用于产生假设的发现,而非已确认的预测因素。其他协变量(年龄、BMI以及受累身体区域数量)的置信区间均跨越AOR=1,提示经校正后未观察到独立关联。
3.7. 按入组年份分层的敏感性分析
为应对入组期间该机构逐步采用ICNB可能引起的时间性混杂,研究人员实施了按入组年份(2018、2019和2020年)分层的敏感性分析。下文汇总了不同年份及组别的患者分布:随着对该技术的熟悉程度增加,ICNB病例占比随时间略有上升。通过额外加入入组年份作为分类固定效应的线性混合效应模型,重新分析主要结局——峰值NRS;同时在各年度分层内重新分析中重度疼痛患者比例。三个年份中组间差异的方向及大致幅度均得到保留(表7),支持主要结果对时间性混杂具有一定稳健性。
表7. 按入组年份分层的敏感性分析。


讨论
该研究的主要发现是,在采用BTS治疗原发性局灶性多汗症的患者中,在标准化全身阿片类药物方案上增加胸腔镜引导下肋间神经阻滞,可改善术后疼痛控制、减少阿片类药物使用,并缩短恢复时间。据研究人员所知,这是在这一特定的日间胸外科手术背景下,对三种不同镇痛方案进行的首次对照比较。
三幅图支持上述发现。受试者流程图(图1)显示,分析队列占全部接受筛查且符合条件患者的96.2%,三个组均无随访丢失;如此完整的随访降低了选择性脱落造成所观察组间差异的风险,但不能解决非随机研究设计所固有的分配偏倚。疼痛轨迹图(图2)显示,ICNB的镇痛优势并不局限于单一时间点,而是贯穿整个24小时观察窗口;ICNB曲线在每一评估时间点均低于中重度疼痛阈值(NRS≥4),包括通常疼痛最强、也最可能给予补救镇痛的麻醉苏醒后即刻阶段。由于两种区域镇痛技术均在术中、麻醉苏醒之前实施,因此它们的镇痛作用在第一次术后评估时已经建立;苏醒时疼痛轨迹的分离反映了干预的预先给药时机,而非既存的组间差异,与表1显示的基线特征均衡一致。这也符合0.25%布比卡因用于周围神经阻滞时临床作用时间约为6–8小时的药代动力学特点,并与线性混合效应模型中显著的组别×时间交互作用相符,说明获益幅度在术后过程中的不同时间发生变化,而非整体平移相同的幅度。最后,森林图(图3)显示,ICNB与中重度疼痛降低的关联(AOR 0.31)不仅在模型中最强,而且估计最精确,其置信区间在保护性关联中最窄;即使校正了人口学和临床协变量,这种精确度也增强了对点估计值的信心。
尽管BTS术后疼痛通常具有自限性,但它几乎普遍发生,却令人意外地缺少专门研究。Andrade Filho等人纳入1731例患者的大型病例系列中,97.4%的病例记录到术后疼痛,这一比例与该研究各组观察到的98%–99%发生率高度一致。类似地,de Campos等人报告,90%的患者在视频辅助胸腔镜交感神经切断术后出现不同程度的胸痛,其中9.8%发生重度疼痛(NRS 8–10)。Moya等在458例患者中发现,80.7%在术后第一个月出现疼痛,7%的患者报告不适持续超过两个月。虽然几乎所有患者均报告疼痛,但对照组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患者需要补救镇痛这一事实,提示许多患者的疼痛虽存在但尚能耐受。然而,仍有相当比例的患者——单纯阿片组中近四分之三——达到中重度疼痛阈值(NRS≥4),表明临床上显然仍需要更有效的镇痛策略。
在所有测量的结局领域,ICNB相较于单纯全身阿片类药物及简单穿刺孔局部浸润的表观优势均可见。接受ICNB的患者在11级NRS上的峰值疼痛评分平均比对照组低1.4分,比局部浸润组低0.8分。相对于单纯阿片镇痛的1.4分下降,已接近或达到急性术后疼痛公认的最小临床重要差异(MCID)阈值;Myles等估计该阈值约为1分(相当于100 mm视觉模拟量表中的10 mm),Olsen等的系统综述则表明该阈值会随基线疼痛强度而改变;但应注意,目前尚无专门针对胸外科手术、以绝对分数变化表示的MCID得到验证;对于视频辅助胸腔镜手术,曾提出将相对改善30%作为有意义症状恢复的阈值。相比之下,ICNB较局部浸润低0.8分的临床意义更加不确定。上述结果与Taylor等人的研究一致,后者证实肋间神经阻滞可为视频辅助胸腔镜手术提供有效术后镇痛;该研究将这一观察扩展至BTS人群。近期Elhouty等比较菱形肌肋间阻滞与前锯肌平面阻滞用于胸腔镜交感神经切断术的随机试验,也报告了同样有利的镇痛结局:与对照组相比,两种区域阻滞技术均显著降低疼痛评分和阿片需求。在该试验中,菱形肌肋间阻滞(RIB)组术后1小时平均视觉模拟评分(VAS)为0,前锯肌平面阻滞(SAPB)组为0.23,对照组为1.35;首次补救镇痛时间延长至730分钟,而对照组仅为40分钟(p<0.001)。其关于针对肋间神经的阻滞具有特别优势的发现,与研究人员观察到的ICNB较仅对皮肤穿刺孔实施浅表麻醉的局部浸润具有更大镇痛作用一致。此外,Minqiang等近期开展一项关于胸腔镜交感神经切断术中肋间神经阻滞联合减少阿片麻醉的试验,结果发现该技术虽安全有效,但在疼痛评分或不良事件方面未显示出优于标准阿片类麻醉的临床优势。这一结果与研究人员的发现不同,可能反映了具体区域阻滞技术、阻滞实施时机或研究患者群体的差异。此外,其采用喉罩气道和自主呼吸,也可能使疼痛体验不同于该研究接受气管插管与机械通气的患者队列。
ICNB所观察到的优势具有明确的解剖学与生理学依据。穿刺孔局部麻醉药浸润虽然简单、安全,却只能麻醉套管进入部位胸壁的浅表组织。正如Stamenkovic等人的全面综述所述,切口浸润在覆盖参与构成手术切口的全部组织层次时效果最佳;对于会产生较深层躯体疼痛的手术,仅在浅表组织浸润可能不足。ICNB将局部麻醉药直接注入靠近椎旁沟、邻接肋间神经血管束的肋间隙,产生的区域阻滞覆盖传导来自手术野及胸壁较深层肌骨结构传入信号的肋间神经。在研究人员的疼痛部位分析中,超过70%的患者报告后胸部疼痛,这是术后疼痛体验中最强烈的组成部分,对照组平均NRS高达5.9。ICNB与后胸部疼痛强度降低至平均4.2分相关,这为该技术能够针对交感神经切断术后不适的主要来源提供了支持性证据。
研究人员的观察表明,ICNB与更快的功能恢复有关:患者比对照组提前约2天恢复正常活动,这对于快速康复和日间胸外科手术具有临床重要性。正如Molins等人所证实,充分的术后镇痛是成功开展门诊胸外科手术项目的重要基础;他们的300例患者系列显示,有效的疼痛控制使多数病例能够在手术当日出院。ICNB组住院停留时间减少——较对照组短约1小时——也支持更好的疼痛控制与更短住院时间之间的关联。这与更广泛的加速康复外科(enhanced recovery after surgery,ERAS)文献一致,该领域强调多模式、阿片节约型镇痛策略对促进早期活动和出院的重要性。ERAS学会与欧洲胸外科医师学会的肺手术指南明确建议,将区域镇痛和最大限度减少阿片使用作为加速康复的核心组成部分;针对视频辅助胸腔镜手术的PROSPECT操作特异性建议同样优先考虑区域麻醉技术,并将阿片类药物保留用于补救镇痛。在此类路径中,ICNB这样简单、低成本、可在胸腔镜下实施的阻滞可能很容易纳入日间及短期住院胸外科项目;对这类项目而言,避免阿片相关不良反应对于实现当日出院尤其有利。
ICNB提供了更好的镇痛效果,且没有可测量的安全性代价。研究人员未观察到需要干预的气胸或局部麻醉药全身毒性征象等技术特异性并发症。这一安全性特征与Han等人的经验一致,他们对302例患者实施胸腔镜下胸交感神经阻滞,报告轻度气胸发生率为2.0%,均无需置入胸腔引流管,另有3.4%发生一过性上睑下垂45]。Yoo等同样在52例接受胸腔镜交感神经阻滞的患者中仅记录到2例轻度气胸(3.85%),且均自行消退。该研究三组不良事件总体发生率相当;ICN[B组术后恶心和呕吐呈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的降低趋势,这几乎可以肯定与该组患者接受的阿片剂量明显减少有关。
术后1个月随访时,代偿性多汗在所有组中的发生率稳定在约20%,证实围术期镇痛方式的选择并不影响这一由交感神经机制介导的现象。这一发生率低于长期随访文献通常报告的50%–90%,几乎可以确定与该研究随访窗口较短有关;CH通常在术后6–12个月期间持续出现。因此,此处报告的1个月发生率应作为暂时性结果解读。在手术技术相近(在R3或R4水平实施范围有限、位置偏尾侧的交感神经切断)的当代病例系列中,Romano等报告CH发生率为25%,与研究人员的发现相符。镇痛方式不影响CH的研究结果,可使考虑采用ICNB的临床医师获得一定程度的信心。
三组疾病特异性生活质量均出现较大改善——平均QoL评分由术前约1.4分升高至术后2.7–2.8分——与既往大型病例系列记录的BTS既定获益一致。各镇痛组之间QoL结局相近这一事实,证实手术操作本身,而非围术期疼痛管理策略,是长期患者满意度的主要决定因素。
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还进一步揭示了与中重度术后疼痛独立相关的因素。校正相关协变量后,ICNB仍是保护作用最强的因素,与发生NRS≥4疼痛的校正后优势降低69%相关。如森林图(图3)所示,根据效应量大小进行直观排序,ICNB(AOR 0.31)位居第一,其次为局部浸润(AOR 0.55);两种区域麻醉技术的置信区间均未跨越无效应参考线,支持在这一特定手术背景下,镇痛策略本身而非患者层面特征是决定术后疼痛的主要可改变因素这一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女性(AOR 1.68,p=0.046)和术前HDSS评分提示疾病重度(AOR 2.14,p=0.021)也分别独立关联于疼痛风险增加。这两项发现处于临界统计学显著水平——如图3可见,其置信区间下限分别为1.01和1.12,仅略高于参考值1——在进行多重比较校正后可能不再显著;因此应将其视为用于产生假设的发现。女性与术后疼痛风险的关联已在众多外科手术人群中得到记录,可能反映了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术前多汗症越严重者术后疼痛越重的发现值得关注,可能提示这一患者亚组存在交感神经通路或伤害性感受通路的普遍性上调,但目前仍属于推测。
该研究存在若干需要认真、充分考虑的局限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观察性、非随机研究设计确实可能引入分配偏倚和未测量混杂。组别并非通过随机化决定,而是由主治麻醉医师根据临床及实际情况安排;尽管三个队列的人口学及临床基线特征均衡,但仍不能排除麻醉医师经验、术中动态变化和随时间演变的临床实践等因素造成的残余混杂。研究期间接受ICNB的患者比例逐步增加;虽然按入组年份分层的敏感性分析并未实质性改变结论,但仍不能完全排除围术期照护随时间改善对所观察获益的贡献。随机对照试验能够提供更加确切的证据,应成为未来研究的优先方向。此外,研究人员没有测量或校正疼痛知觉的心理社会和行为学调节因素,例如术前焦虑、疼痛灾难化及个体基础疼痛敏感性差异;这些因素均可能独立于镇痛技术而影响患者报告的术后疼痛。其次,由于手术记录记载了所采用的区域镇痛技术,无法实现结局评估者的完全盲法;虽然使用的标准化评估表没有显示镇痛方案,但无法完全排除观察者偏倚。与此相关,患者报告的满意度也可能受到期望偏倚影响:知道自己接受了更复杂区域麻醉技术的患者,可能认为所接受的治疗更加先进,因而独立于真实镇痛获益而提高满意度评分。此外,也不能排除实施偏倚,因为经验更丰富、更加熟悉ICNB的麻醉医师和围术期团队,在其他未测量的围术期管理方面可能也存在系统性差异。第三,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点,三组均未接受定时安排的非阿片基础多模式镇痛(对乙酰氨基酚、NSAIDs);尽管这反映了研究期间该机构的临床实践,但与当前ERAS建议存在根本性不一致。因此,单纯阿片对照组并非当代标准方案的代表;与现代多模式镇痛方案作为对照时可能观察到的效应相比,ICNB在该研究中表现出的获益幅度可能被高估。在当前实践中,几乎不会将ICNB与未常规定时给予非阿片镇痛药物的单纯阿片方案进行比较;这一局限显著限制了研究结果的外部有效性。因此,解释观察到的效应量时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对照方案的不对称性。第四,该研究在一家手术量较大的胸外科中心开展,结果能否推广至手术量较低的医疗机构尚不确定。第五,随访仅限于围术期即刻及术后第一个月,无法评估其对交感神经切断术后慢性疼痛的潜在影响,而且几乎肯定会低估代偿性多汗的最终发生率。第六,尽管对次要终点采用Benjamini–Hochberg错误发现率校正,但由于进行了大量统计学比较,部分处于显著性边缘的发现(尤其是多变量模型中性别和HDSS的关联)应视为产生假设的结果,而非确证性结论。
结论
总之,研究人员的前瞻性观察研究提示,对于因原发性局灶性多汗症接受双侧胸腔镜交感神经切断术的患者,在全身性阿片类药物镇痛基础上增加胸腔镜引导下肋间神经阻滞,可改善术后疼痛控制、减少阿片使用,并缩短功能恢复所需时间。该技术安全、操作相对简便,能够较容易地整合到手术流程中。基于这些发现,ICNB可作为BTS患者一种具有前景的围术期镇痛选择,尤其适用于日间或短住院胸外科手术项目;不过,该技术相对于当代多模式镇痛方案的作用仍有待明确。然而,在将ICNB明确推荐为标准临床实践之前,仍有必要通过随机对照试验确认这些结果,理想情况下对照组应接受多模式非阿片镇痛。
醉仁心胸 评述
这项研究关注一个临床上容易被忽略的问题:BTS通常被视为创伤较小、恢复较快的胸腔镜手术,但早期术后疼痛仍相当常见,且可能影响活动恢复、补救镇痛需求和出院流程。研究将三种镇痛方案放在同一队列中比较,结果呈现出清晰的梯度:单纯阿片组疼痛最重,局部浸润组有所改善,胸腔镜引导下ICNB组疼痛评分和阿片消耗量最低。尤其是ICNB组中重度疼痛比例为42%,低于单纯阿片组的74%;平均阿片消耗量由20.1 mg降至12.4 mg,且恢复日常活动的中位时间由5天缩短至3天。这些结果提示,阻断肋间神经传入可能比仅处理穿刺孔浅表组织更有效地覆盖术后疼痛来源。
从研究设计看,其优点包括前瞻性收集资料、三组 样本量相同、使用多个术后时间点重复测量疼痛,以及通过多变量模型和按年份分层分析检验主要结果的稳健性。但研究并非随机对照试验,分组依赖麻醉医师的临床选择,仍可能受到操作者经验、时间趋势和未测量因素影响。因此,更严谨的表述应是“ICNB与更好的镇痛结局相关”,而不是直接断言ICNB必然导致这些获益。
对临床实践最重要的限制是:三组均未常规定时使用对乙酰氨基酚或NSAIDs等非阿片基础多模式镇痛。当前胸外科ERAS路径通常强调多模式镇痛和尽量减少阿片,因此研究中的单纯阿片对照组并不完全代表现代标准治疗。ICNB相对于这一较弱对照方案的效应,可能大于其在当代多模式镇痛基础上的真实增量获益。下一步研究应比较“标准多模式镇痛”与“标准多模式镇痛+ICNB”,并采用随机分配、盲法结局评估和多中心设计。
还应关注技术可复制性。该文采用的是胸腔镜直视下、靠近肋骨角和椎旁沟的近端肋间阻滞,作者也指出局麻药扩散可能具有部分椎旁阻滞特征。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其结果等同于所有超声引导或常规远端ICNB技术。实际推广时,应明确注射位置、局麻药总剂量和双侧给药方式,并持续监测气胸及局麻药全身毒性等少见但重要的风险。
总体而言,这篇文章为BTS围术期区域镇痛提供了有价值的初步数据,支持将胸腔镜引导下ICNB视为潜在的阿片节约辅助技术,但尚不足以单独确立其为标准方案。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应来自以现代多模式镇痛为基础对照的随机试验,并延长随访,以评估慢性疼痛、长期满意度及代偿性多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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