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医学证据,lxfs.net为你支撑决策 编者按 MRD正在改变可手术非小细胞肺癌的术后管理逻辑。它比影像学提前数月甚至一年半预警复发,为临床打开了一段宝贵的时间窗。但窗口打开之后,问题随之而来:术后MRD阳性、影像学阴性的患者,究竟应该立即干预,还是密切监测?提前治疗能否真正转化为总生存获益? 在2026年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基因学术大会上,【医悦汇】对话大咖栏目邀请到广东省人民医院张嘉涛教授,围绕MRD阳性后的干预时机、EGFR突变人群的停药管理、MRD标准化路径,以及早期清零后仍复发的病例特点与优化方向,展开深入探讨。 医悦汇:MRD可比影像学提前预警复发。针对可手术非小细胞肺癌术后MRD阳性、影像学阴性的患者,未来3年您更倾向于立即干预还是密切监测? 张嘉涛教授:确实,与以往用于预后判断和复发监测的肿瘤标志物相比,MRD更多地能够在影像学发现病灶之前就提示阳性。目前这一时间窗通常被称为lead time,即提前多久能够发现复发。大多数患者的中位时间在半年左右,即5至6个月。随着技术的发展,部分患者甚至可以提前一年至一年半发现疾病复发。 这就带来了另一个临床难题:当我们提前发现MRD阳性,在这一段lead time的时间窗内,究竟该如何治疗?这其实是临床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太多数据。但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需要先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提前更改治疗方案,或者从不用药转为用药,到底能不能提高患者的总生存?我想,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数据,就能够立即回答:提前干预、趁着MRD阳性的lead time,是可以改变患者生存的。 但从现有数据来看,我们正在开展的一项真实世界研究,发现了两个初步结果。第一,lead time允许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做出反应,从不治疗转为治疗。有些患者的lead time可能较长,有些可能较短,但这一时间窗允许我们在全面评估下启动治疗。第二,我们看到,如果提前治疗,与一开始根据临床分期从术后4至6周开始治疗相比,这两组人群的生存是相当的。也就是说,根据现有初步数据,患者并不一定需要按照临床常规在术后4至6周就开始治疗,可以等到MRD转阳,趁着这段lead time给予治疗。 至于提前干预或提前更改治疗的问题,目前还没有数据能够回答。从其他癌种的经验来看,回答这一问题最关键的数据是总生存数据。我们希望在未来两三年内能够获得这一数据,从而更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一问题。 医悦汇:辅助靶向治疗中,MRD指导停药是热点问题。请问未来3年EGFR突变人群的停药管理与其他患者相比,是否需要更有针对性的策略?可能的路径是什么? 张嘉涛教授:针对中国肺癌人群中最常见的EGFR突变,术后辅助治疗一直是我们的重点研究方向。目前来说,术后辅助靶向一般使用两到三年后,按照标准应当停药。从现有数据和队列分析来看,我们看到部分患者停药后确实会出现MRD转阳或疾病复发。因此,术后辅助靶向的最佳时长、如何识别停药后可能复发的患者,以及如果提前发现这些患者停药会复发、究竟该用药多久,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掌握数据,但已经看到了初步苗头。 MRD可以帮助我们找到那部分用药3年可能还不够,还需要持续用药的人群。但持续用药并不等于能够减少患者的复发率,有可能延长DFS。因此,我们现在也在开展一些前瞻性干预性临床试验,在这部分EGFR突变人群中,术后如果出现MRD阳性,究竟是继续单药治疗,还是应该深阶联合其他模式,进一步提高治愈率。这其实是我们正在研究的方向。 医悦汇:ATORG共识指出MRD检测灵敏度参差不齐,限制了降阶梯治疗的临床应用。未来3年MRD的标准化主要依靠学术共识还是监管准入要求? 张嘉涛教授:我觉得在国内,确实有越来越多的路径可供我们选择。从当下来说,我们两条路都在走:无论是专家共识、行业内的标准制定,还是监管部门帮助整个MRD产业进行规范化的注册,其实都在做。因此我认为这两者并不冲突。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解决一个关键问题:不同检测产品之间所带来的差异性,以及现在临床已经在使用的这些MRD产品水平参差不齐。这一问题确实存在。我们该如何使一些高规格或质量过硬的MRD产品得到更好的推广,而使一些质量相对较差的产品及时被发现、及时优化或淘汰?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我想在未来两三年,在监管部门与临床专家的合作下,我们可以使一些高质量、高规格的MRD产品在中国获批。这需要双方的合作。 医悦汇:您此前提出,放疗进行到2/3阶段MRD清零的患者预后优于晚期清零或始终不清零的患者。请问后续跟进的病例中,是否出现早期MRD清零但仍复发的情况?该病例有何特点? 张嘉涛教授:确实,在我们此前针对放化疗过程中监测MRD的数据中可以看到,放化疗期间MRD清零的时机选择很重要。只有在放疗中,也就是说放疗尚未结束、进行到2/3这个时间点达到清零的患者,才是我们想要的潜在治愈人群。 从数据上来说,确实存在早期清零但后面仍会复发的情况。这一概率在我们前面的数据中低于10%。我们也在思考,如何将这10%的患者进一步降低,例如降低到5%以下,那我们就更有信心了。这需要两个方面的优化。 第一是检测技术。我们两年前的MRD检测技术与现在的MRD检测技术相比,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我想当下的技术可能会更好地解答灵敏度不足的问题。 第二是多模态解决方案。我觉得要解决这一问题,单一模态的MRD其实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决问题的角度。我们现在也涉及了很多模态的解决方案,例如影像学,或者一些外周血其他组学特征的加入,我们也在做。但其实这一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所拥有的MRD检测平台到底是否足够灵敏,可以让我们在早期清零的环境下,正好捕捉到那部分治愈的人群。 写在后面 MRD的临床价值已经毋庸置疑,但如何用好它,仍是一道尚未完成的考题。从提前预警到指导干预,从停药管理到疗效监测,MRD正在从一项检测技术,演变为贯穿术后全程管理的关键变量。而它的最终价值,取决于我们能否回答那个最朴素的问题:提前知道复发,究竟能不能让患者活得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