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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总结
一名61岁男性的胸部高级别恶性肿瘤在两处治疗前活检及不同机构会诊中出现表型差异。结合小细胞形态、分标本免疫组化及专家复核,最终最符合神经内分泌低表达、POU2F3阳性小细胞肺癌。POU2F3核阳性支持亚型判定;组织测序检出TP53 p.Y236C(变异等位基因频率61.7%),但并非小细胞肺癌的谱系特异性证据。41基因热点面板未检出覆盖范围内的PTEN改变,不能排除范围外异常;另行组织检测提示MYC拷贝数增加,不能直接视为明确扩增。患者在组织学分类尚未明确时接受4周期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顺铂及帕博利珠单抗经验性桥接治疗,随后经个体化多学科决策手术,达到病理完全缓解;术后再治疗4周期,随访影像阴性,后续血浆MRD阴性。单例结果不能确立该亚型的标准方案,亦不能据此判断长期预后、减量治疗或治愈。
摘要
POU2F3阳性小细胞肺癌(SCLC)是一种簇状细胞样、神经内分泌低表达亚型,在小标本中可能难以分类。本文报告一名61岁男性,左肺上叶高级别胸部恶性肿瘤的影像学分期为cT2aN2bM0。cN2b依据影像判定,因既往肺结核病史,无法完全排除淋巴结炎症性摄取。左肺上叶舌段支气管开口处的支气管镜活检与原发肿块的CT引导下粗针活检,在同一肿瘤病变中采集了解剖位置不同的部位。两份标本的形态均倾向小细胞癌,但常规神经内分泌标志物缺失、局灶或弱表达,且免疫表型随标本及复核而异。形态学和分标本免疫表型结合专家会诊,支持小细胞癌;POU2F3核阳性用于支持亚型判定并解释神经内分泌低表达表型,而非单独确诊。在组织学分类尚未明确期间,采用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顺铂及帕博利珠单抗作为经验性桥接策略。4周期诱导治疗后影像学明显缓解,经高度选择的多学科决策,实施手术以进行病理评估。切除标本显示病理完全缓解(pCR)/ypT0N0M0,随后接受4周期术后TP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治疗。2026年5月26日随访影像未见复发或转移;后续血浆检测未检出循环肿瘤DNA(ctDNA),判定为微小残留病灶(MRD)阴性。该单例仅具说明意义,不能确立治疗标准、POU2F3特异性应答表型或治愈证据。
引言
小细胞肺癌(SCLC)具有生物学异质性,其转录因子相关状态包括ASCL1、NEUROD1和POU2F3相关肿瘤。POU2F3阳性SCLC通常被描述为簇状细胞样、神经内分泌低表达。常规神经内分泌标志物可缺失、局灶或弱表达,从而与其他高级别胸部恶性肿瘤形成交叉。
在小活检中,必须综合解读形态、解剖取样背景、免疫组化、分子结果及专家复核。TTF-1阴性、神经内分泌标志物表达不一、早期批次局灶鳞状标志物染色及RB1表达保留,均可能降低常规诊断路径的确定性。POU2F3有助于识别亚型,但不是可独立用于诊断SCLC的标志物。
本报告遵循CARE原则,完成的CARE清单见补充材料。本文着重说明,如何通过解剖位置不同的双部位活检策略、分阶段多学科重新评估及术后病理处理诊断不确定性,同时避免由个体结局推导普遍性治疗结论。过程的时间顺序见图1。

图1|诊断不确定状态下的临床时间线。先进行初始影像及临床评估,随后于2025年9月28日对左肺上叶舌段支气管开口处行支气管镜活检,9月29日对解剖位置不同的左肺上叶原发肿块行CT引导下粗针活检。识别出诊断不稳定后,在病理复核持续进行期间,于2025年10月4日开始经验性桥接治疗。随后开展专家会诊及POU2F3支持的亚型细化。2025年12月进行疗效评估及重新分期,2026年2月4日手术,2月12日确认pCR/ypT0N0M0。此后包括4周期术后TP联合帕博利珠单抗、2026年5月26日影像阴性及临床随访、6月10日MRD采血及6月19日MRD阴性报告。此顺序为个体化处理,不构成标准治疗路径。
病例介绍
一名61岁男性,患2级高血压,既往有肺结核病史,母亲有肺癌史,吸烟超过30年,因间断咳嗽、咳痰1个多月就诊。2025年9月30日血清肿瘤标志物显示,胃泌素释放肽前体(ProGRP)正常,为33.30 pg/mL(参考值<63.7);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正常,为10.96 ng/mL(参考值<20);鳞状细胞癌抗原轻度升高,为1.90 ng/mL(参考值<1.5);癌胚抗原(CEA)6.29 ng/mL(参考值<5);CA19-9为39.12 U/mL(参考值<37)。这一结果与神经内分泌标志物表达有限相符,但未用于确定诊断或亚型。
2025年9月28日PET/CT显示,左肺上叶近纵隔处有不规则病灶,约32×16×15 mm,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12.49;第5、6组及左肺门淋巴结FDG摄取增高,SUVmax为8.57。未发现明确的胸外高代谢转移灶。临床分期为影像学cT2aN2bM0。由于诱导治疗前未进行侵入性淋巴结分期,cN2b未经病理证实;既往肺结核亦意味着无法完全排除PET阳性淋巴结的炎症性摄取。
两个解剖位置不同取样部位的整合病理复核
2025年9月28日支气管镜活检采集左肺上叶舌段支气管开口处累及支气管黏膜及原有腺体的肿瘤。2025年9月29日CT引导下粗针活检采集左肺上叶原发肿块。这是同一胸部肿瘤病变中两个解剖位置不同的取样部位。复核显示,两份标本的肿瘤细胞均较小、胞质少、核质比高,见核塑形、细颗粒状染色质、核仁不明显、核分裂活跃、显著凋亡、坏死及挤压伪影;形态倾向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会诊中,支气管镜标本CK7为3+,TTF-1、Napsin A、嗜铬粒蛋白A、突触素、INSM1、p40、p63及CK5/6阴性。CD117为2+,BRG1/SMARCA4及RB1表达保留,p53约90%强阳性,呈错义突变型过表达模式;Ki-67约40%。
原就诊医院早期批次曾记录p40、p63及CK5/6局灶或部分阳性。不同机构、不同批次的结果分别报告,不作合并。
CT引导下粗针标本CKpan为2+、CK7为2+、CK8/18为1+、CD56为2+。突触素局灶弱阳性,可见偶发INSM1阳性细胞。嗜铬粒蛋白A及NSE阴性。TTF-1、Napsin A、p40、p63及CK5/6阴性。CD117为3+,BRG1/SMARCA4及INI1表达保留,NUT阴性,RB1表达保留;p53约95%强阳性,呈错义突变型模式;Ki-67约90%;PD-L1 SP263肿瘤比例评分(TPS)约1%。
会诊结论为低分化神经内分泌癌,倾向神经内分泌标志物低表达的小细胞癌。由于偶见细胞核仁明显、胞质相对较多,无法完全排除少量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LCNEC)成分。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分别复核两份标本,均诊断为低分化神经内分泌癌(小细胞癌,POU2F3亚型)。两份标本均为POU2F3核阳性、CD56阳性,GATA3及雄激素受体阴性,Ki-67约90%或更高。所提供报告未给出POU2F3阳性百分比、强度及局灶或弥漫分布。专家会诊时重新复核了原始切片;此次修订未开展新的治疗前实验。
形态学及整合病理确立小细胞癌诊断。POU2F3支持亚型判定并解释神经内分泌低表达表型,未作为独立标志物确诊SCLC。未检测ASCL1、NEUROD1及YAP1,治疗前组织已耗尽。CT引导下粗针标本此前已检测NUT,结果阴性。
CT引导下粗针活检的组织测序检出TP53 p.Y236C,变异等位基因频率(VAF)为61.7%。两份治疗前标本的免疫组化均显示p53过表达模式。这些结果支持TP53通路异常及高级别恶性表型,但并非SCLC的谱系特异性证据。治疗前活检及外院会诊的分标本免疫组化与分子结果汇总见表1。

表1|治疗前活检及外院会诊中,按标本列示的免疫组化与分子结果。CAMS: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支气管镜及CT引导下粗针标本结果分别报告,不对不同标本或机构的数值取平均。
诊断评估
主要诊断问题是两份小活检标本间的谱系判定不稳定。两处形态均倾向小细胞癌。常规神经内分泌标志物缺失、局灶或弱表达,TTF-1阴性。早期支气管镜标本批次有局灶鳞状标志物染色,而RB1表达保留。根据一致的形态、分标本免疫表型及专家复核,最终整合诊断最符合POU2F3阳性、神经内分泌低表达SCLC。POU2F3并未用于确立谱系诊断。
鉴别诊断
由于肿瘤为上皮性且TTF-1阴性,曾考虑低分化非小细胞肺癌(NSCLC),但两份小活检均未证实稳定的腺样或鳞状分化。早期支气管镜标本批次存在局灶鳞状标志物染色,因此仍需考虑基底样鳞状细胞癌;正式支气管镜标本会诊及粗针标本的p40、p63及CK5/6均阴性。POU2F3阳性本身不能排除基底样鳞状细胞癌;诊断依赖整体形态和免疫表型背景。
粗针活检偶见细胞核仁可见、胞质较多,因此LCNEC仍在鉴别范围。治疗前标本有限,无法完全排除少量LCNEC成分或未取样的复合性癌;由于达到pCR,切除标本中未保留可用于回顾性分类的存活、未经治疗肿瘤结构。
在这一TTF-1阴性的鉴别诊断中,还考虑了其他高级别胸部肿瘤。两份标本BRG1/SMARCA4表达均保留,粗针标本INI1亦保留,因此不支持SMARCA4缺陷型胸部未分化肿瘤。CT引导下粗针标本NUT免疫组化阴性,因此不支持NUT癌。
RB1表达保留降低了初始诊断的确定性,并促使开展专家复核。RB1表达缺失是常规SCLC的特征,但已有少数SCLC保留Rb蛋白的报道,不能仅据此排除诊断。一项队列还发现,手术切除的POU2F3阳性SCLC较POU2F3阴性者更常保留Rb表达,但这一关联不能界定SCLC-P表型。本例中,RB1是背景性观察,而非诊断决定因素。
治疗干预
由于无法在持续病理复核期间无限期延迟治疗,多学科团队(MDT)在组织学分类尚未明确时,采用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顺铂及帕博利珠单抗作为经验性桥接策略。术前实施4周期诱导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本文并未将这一过程作为指南支持的、确诊SCLC含铂联合依托泊苷方案的替代选择;对确诊SCLC,已确立的分期适配治疗仍是参照框架。
诱导治疗后,影像显示原发病灶及初始FDG高摄取淋巴结区域明显缓解(图2)。MDT反复复评时综合考虑了深度缓解、基线cN2b仅依据影像、肺结核病史及手术耐受情况。选择手术是一项高度个体化决策,用于病理评估原发灶及淋巴结残留病变,而非N2期SCLC的常规处理。

图2|影像学应答。连续PET/CT及CT图像显示原发病灶(A—C)、主动脉弓旁淋巴结(D—F)及左肺门淋巴结(G—I),分别对应基线(A、D、G)、4周(B、E、H)及12周(C、F、I)。红箭头指示对应病灶或淋巴结区域。诱导治疗后,原发病灶及初始FDG高摄取淋巴结区域明显缓解。基线cN2b依据影像,未经病理证实;无法完全排除既往肺结核相关炎症性摄取。
随访及结局
原计划机器人辅助手术,术中转为开胸左肺上叶切除及系统性淋巴结清扫。术后病理显示治疗相关改变,原发肿瘤床无存活残留肿瘤,淋巴结阴性,符合pCR/ypT0N0M0,存活肿瘤细胞为0%。这一终点明确了残留病变状态,但未被视为治愈证据。代表性治疗前病理及术后治疗反应见图3。

图3|治疗前病理及术后治疗反应。(A、B)左肺上叶舌段支气管开口处支气管镜活检的代表性苏木精-伊红(H&E)视野,显示具有小细胞细胞学特征的高级别癌。(C、D)解剖位置不同的左肺上叶原发肿块CT引导下粗针活检代表性H&E视野,显示形态倾向小细胞癌的低分化高级别肿瘤。(E)肿瘤细胞CD56免疫染色阳性。(F)INSM1阴性或表达有限,显示非经典神经内分泌免疫表型。(G)Ki-67免疫染色显示高增殖活性。(H)POU2F3核染色阳性,在整合病理诊断中支持亚型判定。(I、J)术后H&E切片显示治疗相关纤维化及组织细胞反应,未见可识别的存活残留肿瘤。
经多学科讨论,患者完成4周期术后TP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治疗。2026年5月26日,骨显像、脑增强MRI及胸腹部增强CT均未见复发或转移,血清肿瘤标志物保持在各自参考范围内。血浆MRD检测采用2026年6月10日采集的血液,报告于2026年6月19日出具。未检出ctDNA,检测判定为MRD阴性。未检出血浆热点变异。这些结果仅作为辅助随访信息,不支持据此降低治疗强度。
讨论
神经内分泌低表达、POU2F3阳性SCLC中的诊断不确定性
本例说明,神经内分泌低表达SCLC在有限材料中可能仍存在谱系不明。两个治疗前取样部位解剖位置不同,形态均倾向小细胞癌,但神经内分泌及鳞状标志物谱在不同标本、不同机构间并不一致。重视标本差异的策略保留了真实的不一致,而非对Ki-67取平均值或合并冲突的鳞状标志物结果。最终诊断仍需保留限定,因为小活检无法完全排除少量LCNEC或未取样的复合成分。ProGRP和NSE正常在生物学上与神经内分泌低表达表型相符;但这些血清标志物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不足以确诊SCLC或判定POU2F3亚型。
POU2F3检测具有临床实用价值,因为形态倾向小细胞癌,但表型为TTF-1阴性、神经内分泌低表达,又合并RB1保留及谱系标志物不一。POU2F3在已建立的整合诊断中识别出一种生物学合理的簇状细胞样亚型。报告的阳性结果缺乏定量染色细节,且因材料耗尽未评估ASCL1、NEUROD1及YAP1。这些局限使得无法作出绝对明确的分子亚型判定。
谱系相关转录程序可能不限于肺SCLC。Metovic等在肺外神经内分泌癌中识别出不同转录谱,包括ASCL1、NEUROD1、POU2F3、YAP1及其他神经内分泌谱系调控因子的差异表达。这些观察提示,基于转录因子的分类可能反映高级别神经内分泌癌更广泛的谱系生物学。本例结合形态、常规免疫组化及临床病理相关性解读POU2F3,用于支持亚型判定,而非作为独立诊断决定因素。
因此,小活检的鉴别诊断包括低分化NSCLC、基底样鳞状细胞癌、LCNEC或复合性癌,以及其他高级别胸部肿瘤。其区分需要形态、针对不同标本的成套免疫组化及临床影像相关性,而非单独依赖POU2F3。
组织学尚未明确时的桥接治疗
对于临床处理具有时间紧迫性的高级别胸部恶性肿瘤,可能需要在所有诊断问题解决之前开始治疗。本例在组织学分类尚未明确时以TP联合帕博利珠单抗作为经验性桥接策略,并随病理诊断逐渐稳定而反复复评。该应答不能确立其对确诊SCLC的优效性、等效性或替代标准地位。这一区分至关重要,否则个体的良好应答可能被误解为一般性治疗策略的证据。
治疗、免疫及预后意义
潜在治疗及基因组意义。POU2F3阳性SCLC目前尚无已确立的亚型特异性靶向治疗。临床前研究在POU2F3高表达模型中发现IGF1R依赖性,并提示哺乳动物SWI/SNF复合物活性参与维持POU2F3转录程序。这些发现仍属研究阶段,未用于指导本例治疗。
部分POU2F3阳性SCLC曾报道PTEN失活及MYC扩增。本例在41基因靶向面板覆盖的基因组区域及改变类型内未检出PTEN改变。但该检测基于热点,并非全面的全基因分析,无法完全排除检测范围之外的PTEN失活。该面板未包括MYC;另行扩展组织分子检测报告提示MYC拷贝数增加。本文保留原报告“拷贝数增加”的术语,未将其重新归为明确扩增。这些结果仅为描述性发现,不具可操作性,也未被解读为pCR的原因。
较高Ki-67指数可能与化疗敏感性相符,但不足以解释应答深度。低PD-L1表达、低肿瘤突变负荷及微卫星稳定状态同样不能提供明确解释。无法区分化疗、帕博利珠单抗及个体肿瘤生物学各自的贡献。
免疫背景。神经内分泌低表达SCLC曾与免疫细胞浸润增加相关,有时被描述为“免疫绿洲”表型。但本例治疗前活检有限,未进行专门的CD3、CD8或CD68免疫细胞定量、空间分析或多重免疫荧光,因此无法可靠评估这一特征。术后标本达到pCR,故不能假定治疗相关炎症及组织细胞改变代表治疗前免疫微环境。
预后背景。既往关于POU2F3阳性SCLC预后关联的报道仍不一致。部分切除队列提示POU2F3高表达肿瘤结局更好,其他队列则未发现一致的总生存优势,或发现SCLC-P结局较差。队列规模、分期分布、治疗、手术病例比例、亚型判定方法,以及转录组与免疫组化定义的差异,均可能产生影响。POU2F3阳性本身尚非已确立的有利或不利预后标志物。随访较短、pCR、影像阴性、肿瘤标志物正常及血浆MRD阴性,均不能确立长期预后或治愈。
结论
神经内分泌低表达、POU2F3阳性SCLC可表现为诊断不稳定的高级别胸部恶性肿瘤。应通过形态、分标本免疫表型及专家复核确立诊断,以POU2F3支持亚型判定。组织学尚未明确时,MDT重新评估可指导个体化处理;在高度选择的情况下,手术可提供病理评估。该单例不能确立标准治疗或长期预后。
文献来源
Ma Y, Chen W, Guo F, Han S. Case Report: Neuroendocrine-low POU2F3-positive small cell lung cancer presenting as a diagnostically unstable thoracic malignancy. Frontiers in Oncology. 2026;16:1917451. DOI: 10.3389/fonc.2026.19174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