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医疗学术 > 正文

【协和医学杂志】第二受害者现象在医疗不良事件中的研究现状与本土化支持体系构建展望

2026-11-11 16:02

深度解析医学证据,lxfs.net为你支撑决策

医疗安全是全球医疗卫生系统的核心目标之一。然而,由于医疗过程的复杂性和高风险性,医疗不良事件(medical adverse events)难以完全避免。1990—2019年,全球人口增长了44.6%,医疗不良事件发生数量从1130万例增至1800万例,增幅达59.3%[1]。通常情况下,不良事件所引发的关注多集中于患者及其家属,即“第一受害者”。

直至2000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Albert Wu教授首次提出了“第二受害者(second victim)”概念,将研究视角转向医务人员——他们在经历意外医疗差错或患者伤害事件后,同样承受着与事件相关的心理痛苦与职业创伤[2]。

在国际层面,关于第二受害者的研究起步较早,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重点亦从概念探讨逐步演进至理论标准化与干预模式探索阶段[3-4]。相较而言,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主体大多聚焦于护理人员,针对临床医生的相关研究较少;现有研究不够系统深入,缺乏具体情境下的伦理分析;临床医生参与度较低,导致研究成果与临床实践脱节[5-6]。

本文系统综述了第二受害者的概念、理论基础与普遍性,并结合我国医疗情境进行诱因分析,梳理了不良事件对医务人员的影响,提出本土化支持体系的构建,以期为我国医疗不良事件中第二受害者支持体系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提供参考依据。

1 第二受害者的定义、广泛影响与核心诱因

1.1 定义

WU等[2]提出患者及其家属是医疗不良事件的第一受害者,参与到相关不良事件中并受到心理创伤的医务人员称为“第二受害者”。非预期的患者不良事件使医务人员陷入内外交困的质疑状态——这种质疑既来自外部环境,也源自个体内部,进而触发更深层次的自我怀疑。此概念的核心在于突发事件的非预期性、医务人员的个体责任感以及由此引发的专业身份认同危机。

2021—2022年,Vanhaecht团队通过开展关于第二受害者现象的国际共识研究,提出基于实证证据的定义:任何医疗工作者,因患者安全意外事件而遭受心理创伤,且这种困扰被本人或同事所感知[7]。在此基础上,Scott等[4]通过质性研究,将第二受害者的心理历程系统概括为6个阶段,详细描述了医务人员在不良事件发生后的动态心理历程,揭示了第二受害者心理恢复过程的非线性特征,并强调干预的及时性与针对性。各阶段的核心特征、优势、局限性及后续发展详见表1。

表1 第二受害者心理历程的6个阶段

图片

后续研究对该模型的拓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结合文化背景差异,关注文化因素对医务人员心理历程的塑造作用,如东方文化中的“面子观念”可能导致医务人员延迟寻求帮助,延长自我认知重建阶段[8];另一方面,将系统因素纳入分析,指出医疗机构所秉持的支持文化、问责制度等,会对各心理恢复阶段的持续时间及整体恢复效果产生显著影响[9]。

1.2 广泛影响

第二受害者现象在医疗系统中并非偶发,而是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职业风险[10-12]。 Seys等[13]研究显示,经历不良事件的医务人员中,10.4%~43.3%出现中至重度心理障碍。后续研究进一步证实,其症状可持续数周甚至更长时间,且与不良事件中患者受伤害程度显著相关[14]。

2009年,Gazoni等[15]对美国1200名麻醉医生的调查结果显示,62%的医生在过去10年内至少经历过1次患者的意外死亡或重伤事件;84%的医生在其职业生涯中至少经历过1次患者意外死亡或严重伤害事件;19%的医生认为,不良事件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可能终生难以完全消解。

Wolf等[16]针对第二受害者的调查亦发现,40.8%的受访者表示医疗不良事件对其造成了中至重度的负面影响,其中2.5%的受访者强调个人生活受到严重影响。High等[17]研究表明,20%的临床医生近期经历过与医疗不良事件相关的心理痛苦。上述研究表明,第二受害者现象波及范围广、心理冲击深远,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1.3 核心诱因

尽管第二受害者现象具有全球普遍性,但在我国特定医疗环境与文化背景下,其表现形式与诱发因素仍具有一定的情境特殊性,核心诱因可从以下3个维度加以理解。

1.3.1 高职业期望与医学不确定性

医学本身具有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这是全球共性问题。然而,我国社会对医务人员的职业期望往往趋于“完美化”,加之优质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公众医学知识普及程度不同,使得不良事件发生后,部分医务人员可能面临更为显著的心理调适压力。质性研究显示,年轻医生多处于职业认同的构建阶段,对临床工作“零失误”往往怀有较高期待。然而,医疗事件固有的风险性和不可完全预测性,使其难以绝对掌握所有临床结局。事件发生后,少数医务人员可能出现过度警觉、社交回避、反复回想等应激性反应[8]。这一现象提示,在医务人员职业韧性培养方面仍有持续优化空间,同时也反映出社会层面对医学不确定性的认知有待进一步深化。

1.3.2 执业风险感知与外部压力环境

防御性医疗行为(defensive medicine)是指医务人员为避免承担医疗责任而采取的偏离规范的行为。国际研究指出,对医疗诉讼的恐惧是防御性医疗行为的主要驱动因素[18]。当前,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尚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个体追责、轻系统改进”的倾向;且医患关系紧张,患者及其家属的追责行为会进一步加重医务人员心理负担。防御性医疗行为的出现,本质上是医务人员的自我保护,长期发展会导致医疗资源浪费、医疗质量下降,形成“患者不信任-医生防御-医疗质量下滑-纠纷增多”这一恶性循环。

1.3.3 系统性支持文化的缺失

医疗机构缺乏制度化的支持体系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第二受害者的求助行为。我国一项针对护士的质性研究显示,第二受害者求助行为的障碍包括个人因素、管理者角色冲突和组织支持困境,其中,组织支持困境(如缺乏专门支持渠道、管理者态度不明朗等)对医务人员的求助行为构成了显著阻碍[19]。

从国际经验来看,建立非惩罚性安全文化是鼓励医务人员主动求助的重要前提[20]。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存在“报喜不报忧”和“面子观念”,但将其过度归因于文化因素也有失偏颇。实际上,医务人员在经历不良事件后往往陷入孤立心境,核心原因在于“求助无门”(即组织层面缺乏专门的支持渠道与资源)。笔者认为,系统性支持缺失的本质在于对第二受害者现象的认识尚不充分,进而导致制度建设滞后、资源投入匮乏。文化因素虽有一定影响,但并非构成求助障碍的决定性因素。

2 不良事件对第二受害者的影响

第二受害者在不良事件发生后,会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可能导致医务人员职业倦怠、离职意向增强,甚至引发创伤后应激障碍,进而形成一种“次生灾害”,威胁个人健康,进一步影响医疗质量和患者安全。第二受害者受到的影响是多维度、深层次的,主要体现在心理、生理和职业行为3个方面[21-22]。

2.1 心理与生理影响

第二受害者经历不良事件后,常出现震惊、恐惧、麻木、内疚、羞愧和焦虑等情绪反应[23],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更久,之后可能会出现持续的反思、回忆不良事件的场景,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决策能力下降,以及持续的自我怀疑。这种持续的心理煎熬极易引发一系列躯体症状(如失眠、噩梦、食欲改变、疲劳、头痛和胃肠道不适等),长期可能发展为适应障碍、焦虑症、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2.2 职业行为与系统影响

医务人员在成为第二受害者后,其职业行为受到职业倦怠加剧、医疗行为趋于保守以及离职意向增强等方面影响[24]。职业倦怠表现为情绪耗竭、去人格化及个人成就感降低。出于对再次发生错误的恐惧,部分医务人员可能出现防御性医疗行为(如过度检查、回避高危病例等)。长期身心压力与职业倦怠会进一步引发离职意向,导致临床人才流失,不仅影响个人职业发展,也使医疗系统面临人才流失的困境。因此,第二受害者受到的职业影响不仅局限于个体层面,最终会波及局部乃至整个医疗系统和患者安全。识别第二受害者受到影响的复杂性与关联性,是构建有效支持体系的第一步。

3 国际第二受害者支持模式的经验与启示

3.1 国际第二受害者支持体系理论框架演进

随着对第二受害者现象认知的深化,相关支持措施已从临时性干预,发展为系统化、多层次框架。Seys等[25]提出国际多维行动计划,将支持内容明确划分为预防、自我照顾、同伴支持、结构化专业支持与结构化临床支持5个递进阶段,为全球医疗机构构建第二受害者支持体系奠定了核心理论基础。

基于此,当前国际第二受害者支持体系主要呈现出以下3个特征:

层级设计,兼顾普遍预防与即时响应;

核心组件,涵盖同行支持团队、领导角色及心理服务链的有机联动;

关键原则,以公正文化、保密性、非惩罚性贯穿全过程。

3.2 国际第二受害者主要支持模式的实践与证据

国际第二受害者支持体系在实践层面已形成5个递进层级的干预模式,各层级均积累了相应的实施经验与证据基础:

预防,指在不良事件发生前采取的措施,其关键在于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从根源上改变系统生态。典型案例:日本针对分娩相关脑瘫设立的产科无过错补偿系统,通过第三方独立调查和快速补偿,显著降低了产科医疗诉讼数量及人才流失率,有效稳定了产科队伍[26]。这表明建立非惩罚性的制度框架能够有效缓解医务人员对系统性追责的恐惧,为医疗机构内部支持文化的建立创造前提条件。

自我照顾,指不良事件发生后个体和团队的自我调适。国外研究显示,第二受害者常采用任务导向型和回避型等不同类型的应对策略,以缓冲不良事件带来的情绪冲击[25]。

同伴支持,指由同事提供的情绪支持。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的RISE团队是机构内同伴支持模式的典范[27]。其通过培训同事提供保密、共情的倾听,有效缓解了第二受害者的急性痛苦,其成功关键在于制度化的流程启动、严格保密和持续的支持者培训。

结构化专业支持,指由领域专家提供的结构化支持。欧洲的RESCUE项目旨在为第二受害者支持干预建立认证系统,采用德尔菲法专家共识与多国试点研究相结合的混合方法,开发和验证标准化支持框架[28],确保受不良事件影响的医务人员能够获得循证基础上的情感支持。

结构化临床支持,指最高层级的专业临床干预。对于经历长期严重心理困扰的医务人员,国外医疗机构通常建立与专业心理服务机构相衔接的转介机制,提供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专业服务。欧洲ERNST(European Researchers' Network Working on Second Victims)联盟的研究进一步强调,各层级支持应根据医务人员所处的恢复阶段进行匹配[25]。

综上所述,国际现有支持模式可归纳为两种主要路径:

以美国RISE项目为代表的“机构内文化-项目驱动”路径,侧重于不良事件发生后的情绪修复;

以日本无过错补偿为代表的“国家制度-系统驱动”路径,致力于从根源上降低冲突风险。

二者均要求制度保障、专业资源投入与支持文化构建。反观我国,目前既缺乏顶层制度保障,医疗机构内部也尚未建立起成熟的支持文化与项目体系。因此,我国第二受害者支持体系的构建,亟需在国际经验借鉴与本土文化培育之间寻求协同推进的战略路径。

4 我国本土化支持体系构建

4.1 基本框架

支持体系指由制度保障、组织文化、专业资源、实施流程共同构成的综合性、系统性干预框架,旨在对第二受害者在经历不良事件后的心理创伤进行有效预防、及时识别与精准干预。而这一体系的构建,必须根植于我国特定的社会文化、医疗体制、法律制度及资源分布现状,即通过本土化设计,在深刻理解我国情境特点的基础上,对国际经验进行适应性再创造,而非简单借鉴或移植。

我国第二受害者支持体系可划分为3个递进层级:

普遍性预防支持,面向所有医务人员,旨在营造开放、公正且非惩罚性的安全文化。其核心举措包括:建立匿名事件报告系统,确保匿名性与保密性;开展第二受害者普及教育,使所有人认识到这是正常现象;由领导层公开表态支持体系建设与使用。

选择性支持,针对刚经历不良事件的医务人员,强调在不良事件发生后立即或短期内由团队介入,提供情绪援助。其中,经专门培训的同事所提供的同行支持是最有效的干预方式之一,其核心在于提供保密、共情且非评判性的倾听。

针对性治疗,面向受事件影响严重、长期处于痛苦状态的医务人员,由专业心理健康服务介入,提供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干预措施[29]。

此外,构建有效的第二受害者支持体系需遵循4项核心原则(表2),各项原则相互协同,共同构成可被第二受害者真正信任和使用的有效系统支持框架。

表2 4项核心原则的具体要求与实施路径

图片

4.2 面临的挑战

认知与文化障碍,医疗系统长期存在“重患者、轻医护”的认知偏差,不良事件发生后,医疗机构往往优先关注患者补偿与机构声誉维护,对医务人员的心理需求重视不足[8,30]。同时,“个体追责”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部分管理者将不良事件简单归因于医务人员个人失误,导致第二受害者因恐惧追责而选择沉默[2]。此外,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隐忍”“面子”观念,使医务人员将寻求心理支持视为“软弱”的表现,进一步阻碍了支持体系的推广。

制度与资源不足,支持体系的建立与维护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与充足的资源投入。然而,当前国家层面缺乏明确的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以规范建设标准、资金来源及责任主体。机构层面,多数医疗机构未设立专项预算,亦缺乏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及培训师队伍,同行支持团队的培训与管理缺乏标准化流程[21]。此外,支持体系与医疗质控、问责制度之间缺乏有效衔接,保密性难以保证,影响医务人员对支持机制的信任。

研究与证据缺口,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高质量干预研究(如随机对照试验)相对匮乏,现有研究多为横断面调查或质性研究,难以有效验证支持模式的效果。成本效益分析的缺失,使得医疗机构缺乏明确的经济收益预期,建设动力不足。评估工具方面,现有量表[如第二受害者经历与支持测评量表(SVEST)[31]]未充分考虑我国医疗体制与文化环境的特殊性,本土化程度有限,评估结果的准确性有待提升。此外,针对不同科室、不同职称医务人员差异化需求的研究仍属空白,导致支持模式的设计缺乏针对性。

4.3 实施路径与保障机制

4.3.1 政策层面

为推动支持体系的落地与完善,需从政策层面构建全方位保障机制,具体建议如下:

完善法律法规与政策框架。制定“医疗不良事件第二受害者保护条例”,明确第二受害者的定义、权利与保障措施。该条例应包括两大核心内容:

①心理支持,规定医疗机构有义务为经历不良事件的医务人员提供及时、保密、专业的心理援助,将支持体系建设纳入医疗机构等级评审、医疗质量考核的核心指标,强制要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建立标准化支持体系;

②系统改进,明确不良事件调查的重点是识别系统漏洞而非个体追责,对非故意造成的不良事件,减轻或免除医务人员的行政责任与经济处罚,在高风险专科开展无过错补偿试点。

优化纠纷处理机制。一方面,建立医患关系沟通第三方调解机制,由医学、法学、心理学专家共同参与,优化医疗纠纷处理流程,减少不良事件后的医患冲突,减轻医务人员的舆论压力与追责负担;另一方面,确立“先支持,后调查”原则,即在不良事件发生后,首先启动对涉事医务人员的心理支持,待其情绪稳定后再开展事件调查。

加大政策扶持与资源投入。具体举措包括:

①设立国家级第二受害者支持专项基金,用于支持体系建设、人才培训、研究项目等,对中西部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给予倾斜;

②建立全国性第二受害者支持人才培训体系,由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牵头,联合高校、精神卫生机构,开展心理咨询师、同行支持志愿者等专业人才培训,颁发标准化资质证书;

③搭建全国性第二受害者支持信息平台,整合心理服务资源、培训课程、案例库等,为医疗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实现资源共享;

④将医务人员心理健康服务纳入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将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费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降低个人就医成本。

推动文化建设与社会共治。一方面,开展全国性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媒体、行业协会等渠道,普及第二受害者相关知识,转变社会对医疗不良事件的认知,营造“宽容失误、支持成长”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引领作用,制定第二受害者支持体系建设相关指南与操作规范,推动医疗机构间的经验交流与合作。

4.3.2 医疗机构层面

将支持体系建设纳入医院发展战略,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如患者安全与医务人员福祉办公室),明确职责分工,保障支持工作的常态化开展;建立支持体系效果评估机制,定期使用SVEST、职业倦怠量表等工具,评估支持服务的满意度与有效性,根据评估结果持续优化支持模式。此外,应加强跨部门协作,推动支持体系与医疗质控、人力资源、伦理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将心理支持纳入不良事件处理的标准化流程。

4.3.3 个人层面

提升医务人员的心理调适能力,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入职培训与继续教育,教授情绪管理、压力应对、正念冥想等实用技巧;鼓励医务人员主动寻求支持,破除 “隐忍” 文化的束缚,建立 “求助是能力而非软弱”的职业观念;加强职业韧性培养,通过案例分享、团体辅导等方式,帮助医务人员从不良事件中汲取经验,增强应对职业挫折的能力。

5 小结与展望

第二受害者现象是医疗不良事件中普遍存在且后果严重的隐性代价。本文立足我国本土情境,揭示第二受害者现象的独特性与深层成因,在整合国内外支持模式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兼具普遍性、选择性与针对性的“三层级精准支持体系”,并从政策、机构、个人3个维度构建全方位保障机制,为本土化支持体系建设提供理论参考。未来需政策制定者、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协同发力,以立法保障、资源配置与文化重塑为支点,推动医疗系统从“个体追责”向“系统改进”转型,构建兼顾患者安全与医务人员福祉的公正文化,助力医疗系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Lin L Q.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time trends in incidence of adverse effects of medical treatment, 1990—2019: an age-period-cohort analysi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2019 study[J]. BMJ Qual Saf, 2025, 34(4): 223-233.

[2]Wu A W. Medical error: the second victim. The doctor who makes the mistake needs help too[J]. BMJ, 2000, 320(7237): 726-727.

[3]胡丹, 谭晶, 侯冷晨. 中美医疗质量安全不良事件识别和管理的比较研究[J].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 2025, 32(9): 11-15.

[4]Scott S D, Hirschinger L E, Cox K R, et al.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covery for the healthcare provider “second victim” after adverse patient events[J]. Qual Saf Health Care, 2009, 18(5): 325-330.

[5]张新庆, 李传俊, 蔡笃坚. 30年来我国临床伦理研究主题之特点与反思:基于《中国医学伦理学》刊登论文的分析[J]. 中国医学伦理学, 2018, 31(4): 461-466.

[6]张新庆. 临床伦理学: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J]. 协和医学杂志, 2020, 11(5): 638-640.

[7]Vanhaecht K, Seys D, Russotto S, et al. An evidence and consensus-based definition of second victim: a strategic topic in healthcare quality, patient safety, person-centeredness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J].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2022, 19(24): 16869.

[8]韩燕, 钱一平, 侯学媛, 等. 严重医疗不良事件中第二受害者认知与心理体验的质性研究[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 2020, 26(4): 486-490.

[9]Kobe C, Blouin S, Moltzan C, et al. The second victim phenomenon: perspective of Canadian radiation therapists[J]. J Med Imaging Radiat Sci, 2019, 50(1): 87-97.

[10]Lim S H, Zainal H, Lee L J, et al. Second victim experiences and impact among acute care nurses: an exploratory study[J]. Int Nurs Rev, 2025, 72(1): e12999.

[11]Ong T S K, Goh C N, Tan E K Y E, et al. Second victim syndrome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interventions and outcomes[J]. J Healthc Leadersh, 2025, 17: 225-239.

[12]Mira J J, Potura E, Schrder K, et al. Standardizing second victim support: development of the RESCUE certification framework for health care institutions[J]. BMC Health Serv Res, 2025, 25(1): 1539.

[13]Seys D, Wu A W, Van Gerven E, et al.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as second victims after adverse events: a systematic review[J]. Eval Health Prof, 2013, 36(2): 135-162.

[14]Vanhaecht K, Seys D, Schouten L, et al. Duration of second victim symptoms in the aftermath of a patient safety incident and association with the level of patient harm: a cross-pal study in the Netherlands[J]. BMJ Open, 2019, 9(7): e029923.

[15]Gazoni F M, Amato P E, Malik Z M, et al. The impact of perioperative catastrophes on anesthesiologists: results of a national survey[J]. Anesth Analg, 2012, 114(3): 596-603.

[16]Wolf Z R, Serembus J F, Smetzer J, et al. Responses and concerns of healthcare providers to medication errors[J]. Clin Nurse Spec, 2000, 14(6): 278-290.

[17]High A E, Forest S. Peer support targeting the second victim phenomenon: implementation and outcomes[J]. Cureus, 2025, 17(2): e78854.

[18]Adamová Z, Adamová H. Defensive medicine and the influence of litigation on doctors[J]. Rozhl Chir, 2022, 101(6): 260-264.

[19]Li Q F, Zhang Y, Gao Z H, et al. Barriers and facilitators of nurse second victim of patient safety incident actively to seek support: a qualitative study[J]. BMC Nurs, 2025, 24(1): 848.

[20]Wawersik D, Palaganas J. Organizational factors that promote error reporting in healthcare: a scoping review[J]. J Healthc Manag, 2022, 67(4): 283-301.

[21]Ullström S, Andreen Sachs M, Hansson J, et al. Suffering in silence: a qualitative study of second victims of adverse events[J]. BMJ Qual Saf, 2014, 23(4): 325-331.

[22]Nkosi EM, Armstrong S, Nkosi NG. Perspectives of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regarding support following adverse events in three public hospitals in Gauteng: two sides of the coin[J]. BMC Health Serv Res, 2025, 25(1): 1504.

[23]Naya K, Aikawa G, Ouchi A, et al. Second victim syndrome in intensive care unit healthcare worker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n types, prevalence, risk factors, and recovery time[J]. PLoS One, 2023, 18(10): e0292108.

[24]Harrison R, Lawton R, Stewart K. Doctors' experiences of adverse events in secondary care: the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impact[J]. Clin Med (Lond), 2014, 14(6): 585-590.

[25]Seys D, Panella M, Russotto S, et al. In search of an international multidimensional action plan for second victim support: a narrative review[J]. BMC Health Serv Res, 2023, 23(1): 816.

[26]Ushiro S. Patient safety in Japan: no-fault compensation for birth injury[EB/OL]. (2025-03-03)[2025-12-19]. https://www.hssib.org.uk/news-events-blog/patient-safety-in-japan-no-fault-compensation-for-birth-injury/.

[27]Edrees H, Connors C, Paine L, et al. Implementing the RISE second victim support programme at 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 a case study[J]. BMJ Open, 2016, 6(9): e011708.

[28]Fundación para el Fomento de la Investigación Sanitaria y Biomédica de la Comunitat Valenciana. Rescue: European certification for second victim support[EB/OL]. (2025-07-31)[2025-12-19].  https://clinicaltrials.gov/study/NCT06888297.

[29]Chen S, Skidmore S, Ferrigno B N, et al. The second victim of unanticipated adverse events[J]. J Thorac Cardiovasc Surg, 2023, 166(3): 890-894.

[30]霍添琪, 尹畅. 我国医疗安全 (不良) 事件管理现状分析及思考[J]. 中国卫生质量管理, 2021, 28(3): 41-43.

[31]Dato Md Yusof Y J, Ng Q X, Teoh S E, et al. Validation and use of the Second Victim Experience and Support Tool questionnaire: a scoping review[J]. Public Health, 2023, 223: 183-192.

声明:本文为模板演示用示例文稿,不构成任何医疗建议;如有健康问题请咨询专业医师。
广告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