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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d】新药时代TP53功能缺失型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诊断与治疗

2026-11-08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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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53功能缺失(TP53 loss-of-function,TP53-LoF)仍然是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中最重要的单一预后因素,全面评估TP53-LoF需要同时检测基因缺失和突变。历史上,TP53-LoF型CLL患者在接受化学治疗时预后不良,生存期较短。在新药时代,多项研究已证明持续性共价BTK抑制剂(cBTKi)治疗的有效性,尤其是在一线治疗中,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约为7年。因此,持续性cBTKi是目前TP53-LoF型CLL管理的实际标准方案。相比之下,维奈克拉联合奥妥珠单抗或cBTKi的固定疗程方案在TP53-LoF型CLL患者中显示出较慢的缓解动力学、达到不可测微小残留病(uMRD)的时间更长以及PFS缩短。尽管固定疗程方案研究的早期数据表明大多数患者对再治疗有反应,但TP53-LoF亚型的具体数据尚未报道。因此,将固定疗程方案应用于TP53-LoF型CLL的治疗需要仔细权衡长期cBTKi治疗的风险与获益,并接受缺乏详细再治疗结局数据的不确定性。多项固定疗程研究表明,uMRD是TP53-LoF型CLL患者的关键终点。在这方面,针对可检测MRD患者或高危基因组患者的巩固策略临床试验,可能对TP53-LoF型CLL患者尤其具有影响力。

《Blood》近日发表综述,阐述了TP53功能缺失型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与治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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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Döhner的开创性发表证明携带17p13.1染色体TP53缺失(del(17p))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患者预后极差以来,已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尽管如今的治疗不断进步,许多国家已从化疗转向“TP53非依赖性”新药,但导致TP53功能障碍的基因组变异——无论是TP53基因缺失还是突变(简称为TP53功能缺失[LoF])——仍然是影响CLL治疗选择的最重要生物学因素。然而与化学免疫治疗时代相比,2026年TP53-LoF的意义已截然不同。本文在无化疗方案的背景下批判性地回顾了围绕TP53-LoF的数据,并讨论了如何应用这些信息来指导治疗选择,同时也承认,目前仍存在数据空白,也强调了未来研究的机会。

TP53异常在CLL中的简要历史

最早的CLL细胞遗传学研究受到CLL细胞在常规培养中增殖不良的限制,导致广泛采用荧光原位杂交(FISH)技术,该技术能够检测间期细胞的染色体增益或缺失。在Döhner最初的发表中,通过FISH检测到del(17p)的患者从诊断起中位总生存期不到3年。从氟达拉滨到氟达拉滨-环磷酰胺(FC)再到FC-利妥昔单抗(FCR)的细胞毒性方案不断进步,但对del(17p)患者的生存没有影响。在德国CLL8研究中,随机接受FCR治疗的del(17p)患者总缓解率(ORR)为71%,但疾病通常很快复发,导致中位总生存期(OS)仅为32个月。替代方案苯达莫司汀-利妥昔单抗的结果同样令人沮丧。因此,化学免疫治疗被广泛认为不适合del(17p)患者。

在cBTKi、B细胞淋巴瘤2(BCL2)和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抑制剂广泛使用之前,治疗del(17p) CLL的其他“非化疗”手段受到毒性挑战和疗效有限的限制。例如,抗CD52抗体阿仑单抗(alemtuzumab)在2项针对del(17p) CLL的一线研究中与皮质类固醇联合使用,完全缓解率(CRR)为20-65%,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为16.9-18.3个月,但代价是约30%的严重感染率和约50%的巨细胞病毒再激活率。中位OS仍然很短,为39个月。其他“TP53非依赖性”药物如来那度胺、flavopiridol和dinaciclib同样未能改善结局。在这个时代,唯一真正成功的TP53非依赖性治疗是异基因干细胞移植,在少数适合此类治疗的患者中实现了40-50%的长期缓解。

第一缕“隧道尽头的曙光”来自PI3K-δ抑制剂idelalisib的初始1期报告,显示在11例重度经治del(17p) CLL患者中有9例缓解。随后对idelalisib和双重PI3K-γ-δ抑制剂度维利塞的研究证实了它们在这些患者中的有效性。PI3K抑制剂是CLL的有效药物,但可能与自身免疫并发症相关。随着耐受性更好的cBTKi和BCL2抑制剂(后文讨论)的可用性,PI3K抑制剂现在在临床上很少使用。

诊断检查

TP53突变和del(17p)预后等效,两者均需排除

CLL患者初始预后评估中最重要的方面在于理解需要同时评估缺失(如FISH)和突变(如二代测序[NGS])(图1)——这也是国际CLL工作组(iwCLL)指南强调的关键点。仅依赖FISH或变异检测将遗漏25%至50%的有突变无缺失或有缺失无突变的病例。TP53突变和del(17p)的预后等效性已在多项3期试验的亚组分析中得到充分证实,并且低“亚克隆”变异等位基因频率(VAF)为0.3-11%的TP53突变的存在与高TP53突变负荷患者具有相同的较差OS。虽然在实际操作中,TP53突变和FISH检测的del(17p)可视为具有相同的临床后果,但应注意,对个体TP53突变的致病性解读并不总是简单的,应遵循有帮助的指南。最后,复杂核型(尤其是涉及≥5个拷贝数异常/多倍体的高复杂度核型)与较差结局相关,尤其是在接受维奈克拉为基础治疗的患者中,并且可能是无可识别TP53基因组异常患者中基因组不稳定的生物学替代标志。

Del(17p)克隆大小及单打击与多打击TP53状态

最常用的商业FISH试剂盒(雅培实验室)列出的del(17p)最低检测 cutoff 为7%。许多试剂盒的一个潜在弱点是缺乏第17号染色体的第二探针,导致在低水平时可能过度判定del(17p)。大多数认证实验室根据内部验证研究报告类似的 cutoff 水平。

关于del(17p)克隆大小的一个历史争议值得提及。在英国(UK)CLL4随机研究中,比较苯丁酸氮芥 vs 氟达拉滨 vs FC,低阳性del(17p)结果(FISH检测5-20%缺失)的患者最初被报告为与无del(17p)患者生存相似,这导致了“20%”阈值被带入一些现代CLL试验。随后对CLL4队列进行独立细胞遗传学审查的综述发现,实际上更有意义的阈值是10%(即与大多数现代实验室的 cutoff 相似)。作者的观点是,携带低阳性del(17p)的患者应与更高水平del(17p)患者一样对待。这一观点得到以下观察的证实:对于TP53突变,即使在化学免疫治疗时代,小的亚克隆群体的存在也会赋予不良预后,同时有新出现的证据表明低阳性TP53-LoF的预后影响可能随着新药的使用而减弱。

另一个细微差别涉及TP53-LoF的“单等位”或“双等位”性质。双等位TP53-LoF可能由单等位突变和基因缺失或双等位突变(后者可能是复合杂合突变或拷贝数中性杂合性缺失导致的纯合突变)引起。此外,一些TP53突变具有显性负效应,导致即使在单等位状态下也可能出现“双等位”功能缺失。关于单等位TP53-LoF与双等位TP53-LoF行为是否不同,文献存在矛盾,一些研究提示单等位LoF结局更有利,而另一些研究显示无差异。这些历史研究因其回顾性性质以及样本来自一线治疗或CLL更晚期阶段患者的混合而存在混杂因素。另一个重要考虑是,全球大多数靶向TP53测序仅覆盖外显子,因此存在显著的“盲区”,包括影响剪接的深内含子突变、外显子水平缺失和调控(如启动子、3‘UTR)突变。TP53这些未被评估的区域意味着我们通常无法通过当前分子方法真正排除双等位TP53异常。鉴于这些考虑,作者建议,检测到任何TP53异常(无论是单等位还是双等位)都应促使临床医生将患者归类为分子高危并进行相应管理。

FISH的替代方法

基因组芯片已被探索作为FISH的替代方法,其优势在于可全基因组观察拷贝数改变。早期使用基于芯片的比较基因组杂交技术的迭代受到分辨率差的限制。然而现代单核苷酸多态性(SNP)芯片具有足够的灵敏度,当约10-20%或更多细胞携带缺失时即可检测到del(17p),具体取决于各检测方法的特征。越来越多的拷贝数评估正在从NGS数据(包括靶向和其他方法如低覆盖全基因组测序)中进行。这些方法的灵敏度取决于检测方法和生物信息学流程,但可能大致与芯片数据相当(即约20%)。然而生物信息学方法的进步(包括改进的肿瘤纯度拟合)可能允许更灵敏的CNV检测。在单个NGS检测中常规灵敏地检测拷贝数和突变(还包括其他相关分子生物标志物如IGHV突变状态)将具有巨大优势,而这显然是CLL分子检查的未来。

现代TP53-LoF型CLL的管理

早期TP53-LoF型CLL患者是否应接受治疗?

尽管TP53-LoF的存在与更快的疾病进展和更早的治疗时间相关,但TP53-LoF本身并不是开始治疗的指征,患者应仅在达到标准iwCLL标准时接受治疗。一项针对未经治疗的del(17p) CLL患者的大型回顾性研究显示,在3年时,只有一半的无症状患者进展至需要治疗。进展的预测因素为Rai分期高于0和IgHV未突变,具有0、1和2个因素的患者3年进展率分别为0%、54%和100%。

最近的德国CLL12研究评估了在高危CLL患者中早期干预使用伊布替尼(vs 安慰剂)的影响。该研究纳入了29例TP53-LoF型CLL患者。值得注意的是,在TP53-LoF亚组中,伊布替尼并未改善无事件生存期或OS vs 安慰剂,提示早期伊布替尼干预不能改变无症状TP53-LoF型CLL的自然病程。

持续cBTKi的结果

最早在重度经治CLL患者中使用伊布替尼的经验提示,TP53-LoF仍然预测PFS缩短,这可能是由于其与多个额外高危特征相关,包括≥4线既往治疗、氟达拉滨难治状态和核型复杂性。但伊布替尼使用越来越早,逐渐稀释了TP53-LoF对cBTKi治疗结局的负面预后影响。在3期RESONATE研究(中位3线既往治疗)中,del(17p)患者的中位PFS与无del(17p)患者相似(分别为41 vs 43个月)。专门针对del(17p) CLL患者的2期RESONATE-17研究报告了相似的结果,ORR为83%,2年PFS为63%。在PCYC-1102、RESONATE和RESONATE-17研究中共230例del(17p) CLL患者的汇总分析强调了既往治疗线数对伊布替尼单药治疗del(17p)结局的负面预后影响。与≥2线既往治疗的患者相比,0-1线既往治疗的患者具有更优的30个月PFS(65% vs 54%)和OS(82% vs 65%)。

因此,伊布替尼在TP53-LoF型CLL患者中的最佳结局出现在一线治疗中,这一情况并不令人意外。最长的随访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2期研究,34例del(17p)患者接受伊布替尼一线治疗。在10年随访时,中位PFS为6.8年,10年OS为66%。该研究还检查了单 vs 多TP53异常对伊布替尼治疗结局的影响。尽管携带“单打击”TP53异常的少数CLL患者结局优于“多打击”患者,但存在强烈的混杂效应,9例“单打击”患者中有8例在一线接受治疗。MD安德森癌症中心对130例TP53-LoF型CLL患者接受一线cBTKi为基础方案(88%伊布替尼)治疗的回顾性分析报告了相似的中位PFS为6.6年。在3期比较伊布替尼(±抗CD20)vs 化学免疫治疗的TP53-LoF型CLL患者亚组中,接受伊布替尼治疗的TP53-LoF型CLL患者的结局在4-6年随访时与TP53野生型人群大致相当。在Alliance研究中,伊布替尼/伊布替尼-利妥昔单抗组中TP53-LoF和野生型亚组的4年PFS分别为73% vs 76%。在ILLUMINATE中,伊布替尼-奥妥珠单抗的等效4年PFS率分别为77% vs 74%。

第二代cBTKi阿可替尼和泽布替尼目前因心血管毒性降低和疗效更优而在临床实践中受到青睐。在比较阿可替尼 vs idelalisib或化学免疫治疗的ASCEND研究(中位1线既往治疗)中,阿可替尼在有和无del(17p)的CLL患者中的3年PFS相似(分别为62% vs 66%)。在复发/难治患者中,阿可替尼 vs 伊布替尼的头对头比较(ELEVATE-RR,中位2线既往治疗)显示,在148例del(17p) CLL患者亚组中,阿可替尼和伊布替尼的疗效相似(中位PFS分别为33 vs 28个月,风险比1.00)。ALPINE研究(中位1线既往治疗)比较了泽布替尼 vs 伊布替尼在复发/难治CLL中的疗效,显示总体PFS有利于泽布替尼,在57例del(17p) CLL患者亚组中观察到最大的数值差异(泽布替尼和伊布替尼的3年PFS分别为59% vs 39%,风险比0.51)。在ALPINE长期随访中,接受泽布替尼治疗的del(17p) CLL患者的中位PFS为50个月。

在一线治疗中,阿可替尼 vs 阿可替尼-奥妥珠单抗 vs 化学免疫治疗的随机比较(ELEVATE-TN)报告TP53-LoF型CLL患者的6年PFS为56%,与总体研究人群的结果相似(6年PFS 62%)。值得注意的是,与显示阿可替尼-奥妥珠单抗优于阿可替尼的总体试验结果不同,TP53-LoF型CLL患者未从添加奥妥珠单抗中获益(TP53异常患者中阿可替尼-奥妥珠单抗的6年PFS为56%)。泽布替尼 vs 化学免疫治疗的一线研究(SEQUOIA)将del(17p) CLL患者排除在随机化之外,此类患者被纳入非随机“C组”。迄今为止,C组111例患者代表了最大规模的一致接受一线治疗的del(17p) CLL队列。在长期随访中,C组患者的6年PFS为64%(相比之下,A组接受泽布替尼治疗的无del(17p) CLL患者的6年PFS为74%)。SEQUOIA C组中需要注意的一个异常现象是“多打击”TP53-LOF的比例相对较低,在FISH检测携带del(17p)的CLL患者中,TP53突变检出率为42%。其他当代del(17p)队列中的“多打击”率范围为45%至94%。

持续cBTKi作为TP53-LoF型CLL一线治疗的集体经验支持中位PFS约为7年,这一基准在总计超过250例患者的多项研究中得到重复。此外,评估接受稳定cBTKi治疗患者TP53状态的研究显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TP53-LoF克隆出现选择性压力。持续性cBTKi的“可靠性”和低选择性压力使其被视为TP53-LoF型CLL患者的实际标准治疗²。

有限期双药方案

与持续性cBTKi的情况不同,有限期维奈克拉方案的结果一致显示,携带包括TP53-LoF在内的高危基因组突变的CLL患者结局较差,以首次PFS评估。维奈克拉最初被认为其杀伤机制不依赖TP53。更近期的观察主要来自急性髓系白血病领域,提示TP53可能通过其对促凋亡蛋白的多效性影响来影响维奈克拉敏感性。

在评估维奈克拉-奥妥珠单抗 vs 化学免疫治疗作为一线治疗的CLL14研究的6年随访中,接受维奈克拉-奥妥珠单抗治疗的TP53-LoF型CLL患者PFS劣于无TP53-LoF患者(中位PFS分别为49 vs 79个月,p=0.001),这种不良结局是由TP53-LoF亚组缓解深度降低和疾病再生长更快共同驱动的。TP53-LoF型CLL患者的治疗结束时不可测微小残留病(uMRD,外周血<1/10⁴细胞)率为76%,而无TP53-LoF患者为90%。未能达到uMRD的TP53-LoF型CLL患者预后较差,中位PFS不到一年,而达到uMRD的TP53-LoF型CLL患者中位PFS约为4.5年。携带TP53-LoF以及IgHV未突变的CLL患者的疾病再生长动力学更快,这与先前发表的维奈克拉-利妥昔单抗数据一致。在这方面,少数接受维奈克拉-奥妥珠单抗治疗结局特别好的TP53-LoF型CLL患者是那些同时具有IgHV突变状态的患者。

维奈克拉-奥妥珠单抗在TP53-LoF型CLL患者中的较差结果(相对于持续cBTKi治疗),从而引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治疗TP53-LoF型CLL的特殊点在哪里:是cBTKi、治疗的持续性,还是两者兼有?一些线索来自对固定疗程BTKi-BCL2方案(如伊布替尼-维奈克拉)结果的检查。

第一项伊布替尼-维奈克拉作为CLL一线治疗的研究来自MD安德森的研究者。TP53-LoF型CLL患者的5年PFS为86%,而整个队列为90%。该研究中TP53-LoF亚组(120例中的27例)相对较小,在该队列中,有uMRD清除较慢的趋势,但对PFS没有明显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使用了2年的伊布替尼-维奈克拉联合治疗,并允许仍为MRD阳性的患者无限期继续伊布替尼。MRD动力学显示,约一半在12个月时MRD阳性的患者在接受第二年治疗后转为uMRD。这些研究设计元素可能促成了该研究中TP53-LoF型CLL患者接受伊布替尼-维奈克拉治疗的良好PFS(相对于后来的CAPTIVATE研究)。

CAPTIVATE研究评估了<70岁患者的一线伊布替尼-维奈克拉治疗。该研究有2个队列——第一个(“MRD”)队列测试了MRD指导策略,第二个(“固定疗程”)队列检查了不考虑MRD的1年固定疗程治疗。在MRD队列中,第二年伊布替尼-维奈克拉联合治疗使约一半在12个月结束时MRD阳性的患者在2年时转为uMRD。固定疗程队列纳入了27例TP53-LoF型CLL患者;在12个月伊布替尼-维奈克拉治疗后,67%的患者达到uMRD,所有患者停止治疗。TP53-LoF型CLL患者总体中位PFS为4年(治疗结束时MRD可检测者为2.5年,uMRD者为5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达到uMRD的患者中,TP53-LoF仍然赋予不良预后(5.5年PFS 47%,而TP53野生型为76%)。

SEQUOIA的非随机“D组”评估了114例患者(包括66例TP53-LoF型CLL患者)的一线泽布替尼-维奈克拉治疗结果。该研究使用了24个月的联合治疗,MRD阳性患者被允许继续泽布替尼。这是第三项显示患者从1年时MRD阳性逐步转为2年时uMRD的研究。这些研究设计元素可能促成了TP53-LoF型CLL患者良好的3年PFS(87%),而无TP53-LoF患者为89%。

最近,CLL17研究评估了持续性伊布替尼 vs 固定疗程维奈克拉-奥妥珠单抗 vs 伊布替尼-维奈克拉(1:1:1随机化)作为CLL一线治疗的策略。两个固定疗程组均使用1年联合治疗。在中位随访34个月(相对较短)时,三种治疗策略在总体研究人群中的结果相当。具体到69例TP53-LoF型CLL患者亚组,3年PFS分别为:持续性伊布替尼79%、维奈克拉-奥妥珠单抗62%、伊布替尼-维奈克拉69%。虽然这些比较在这个早期时间点仍在统计学上不显著,但总体趋势与CLL14和CAPTIVATE研究的结果一致,预计随着随访时间延长,TP53-LoF患者的结局将出现分化。

总体而言,现有数据表明,维奈克拉联合奥妥珠单抗或伊布替尼的1年固定疗程方案在TP53-LoF型CLL患者中产生相似的uMRD率(约70%)和相似的中位PFS(约4年)。尽管在大多数司法管辖区不是标准实践,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将BTKi-维奈克拉联合治疗延长至1年以上可能进一步将可检测MRD的患者“转化”为uMRD。

TP53异常CLL固定疗程双药联合之外的创新

MRD指导的双药联合治疗方法在英国FLAIR研究中进行了测试。FLAIR是一项大型研究,包含多个组别,包括化学免疫治疗、伊布替尼、伊布替尼-利妥昔单抗和伊布替尼-维奈克拉。对于伊布替尼组,治疗时间为患者达到uMRD所需时间的两倍。尽管FLAIR设计上排除了TP53缺失患者(FISH阈值>20%),但仍有70例TP53突变且无或低水平FISH del(17p)的患者入组。31例TP53-LoF型CLL患者接受伊布替尼(±利妥昔单抗),5年PFS为70%。对于接受伊布替尼-维奈克拉治疗的11例TP53-LoF型CLL患者,5年PFS为100%,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半患者继续联合治疗超过3年。

两项研究评估了在cBTK-BCL2i基础上添加抗CD20的“三联”方案。德国CLL研究组GIVe试验对41例TP53-LoF型CLL患者给予15个月的奥妥珠单抗、维奈克拉和伊布替尼方案,报告诱导结束时uMRD率为78%,3年PFS为80%。6例(15%)患者因未能达到完全缓解且uMRD而继续伊布替尼作为维持治疗,在少数具有单打击TP53缺失或IgHV突变状态的患者中观察到特别持久的缓解。Davids等人评估了阿可替尼-维奈克拉-奥妥珠单抗作为CLL一线治疗,纳入72例患者,包括45例TP53-LoF型CLL。该研究采用MRD指导方法,仅在达到骨髓uMRD的患者中停止治疗。在TP53-LoF型CLL患者中,1年联合治疗后外周血uMRD为82%(骨髓为71%),超过一半接受联合治疗超过12个月,总体4年PFS为70%。在这两项研究中似乎都存在治疗停止后相对早期疾病复发的模式。不幸的是,三联阿可替尼-维奈克拉-奥妥珠单抗和伊布替尼-维奈克拉-奥妥珠单抗对TP53-LoF型CLL的影响尚未以随机方式评估,因为3期AMPLIFY和CLL13研究排除了TP53-LoF型CLL患者。

综上所述,这些研究强调了在TP53-LoF型CLL的固定疗程治疗中实现uMRD的重要性,以及更长治疗时间对实现该终点的有益影响。

TP53-LoF型CLL持续cBTKi vs 有限期维奈克拉方案的选择

对已发表PFS结果进行简单的跨试验比较表明,总体而言,在TP53-LoF型CLL患者中,持续cBTKi治疗与固定疗程方案相比具有更长的首次缓解。然而这种比较没有显示的是,两种治疗策略对疾病进展的临床意义非常不同:持续cBTKi治疗中疾病进展的患者对该药物类别耐药,需要转换类别,而固定疗程维奈克拉治疗后疾病复发的患者可能仍对其原始方案敏感。

关键临床试验中TP53-LoF型CLL患者亚组的突变和再治疗结局的具体数据非常稀缺,更多数据有待公布。未来更新中需要关注的重要信号是TP53-LoF型CLL患者是否以更具侵袭性的疾病(特别是Richter转化)复发,以及他们是否对治疗再挑战有差异性响应。考虑到这些注意事项,作者回顾了迄今为止总体研究人群的报告数据。在CAPTIVATE中,53例一线伊布替尼-维奈克拉治疗后出现疾病复发的患者接受了耐药突变检测,发现2例患者存在BCL2 A113G突变,无一例存在BTK或PLCG2突变。对下一线伊布替尼或伊布替尼-维奈克拉的缓解率分别为76%和82%。在CLL13中,维奈克拉为基础再治疗的免治疗生存率在再治疗后2年时为81%。MURANO试验报告了25例患者在中位停药2.3年后接受维奈克拉-利妥昔单抗再治疗的亚组研究,ORR为72%,中位第二次PFS为23个月。总体而言,这些数据表明维奈克拉为基础方案的再挑战产生>70%的ORR,具有中等持久性,但需注意缺乏TP53-LoF亚组的具体数据。

基于这些观察,虽然持续第二代cBTKi治疗仍然是数据最稳健的方法,但在表达强烈固定疗程治疗偏好并接受再治疗疗效不确定性的患者中,或在无限期cBTKi治疗不理想的情况下(如心血管疾病),考虑将固定疗程治疗作为TP53-LoF型CLL的一线治疗也是合理的。在提出这一建议时,存在两个重要注意事项。首先,固定疗程治疗CLL患者再治疗的数据仍不成熟,特别是关于第二次缓解的持久性,这一局限性尤其适用于小的TP53-LoF亚组。其次,在TP53-LoF型CLL患者中实现uMRD似乎尤为重要,可能需要延长治疗以“转化”在标准诱导结束时仍为MRD阳性的患者(图1)。这种方法需要能够获得超过1年的治疗和可靠的MRD检测,这在所有司法管辖区可能并不可用。在这方面,探索固定疗程治疗后患者“巩固”策略的临床试验(如NCT07509151),特别是那些针对不良遗传特征患者的试验(ACTRN12625000387426),可能对TP53-LoF型CLL患者尤其具有影响力,即使在这种先前预后极差的疾病已有有效选择的时代,也应鼓励继续努力将这些患者纳入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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