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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霍奇金淋巴瘤(Hodgkin lymphoma,HL)的治疗目标因分期而异:早期患者治愈率已处于高位,晚期患者则在争取治愈的同时,越来越需要把“活得久”与“活得好”放在同一张决策桌上。传统指南对化疗方案、放疗指征、PET引导策略已有成熟框架,真正长期缺位的,是把这些手段整合进同一个患者决策路径的机制——多学科协作(multidisciplinary team,MDT)在既往HL指南中始终处于“可以提、不必深”的位置。而现实痛点恰恰在整合的缺位上。中国HL年新发病例约7000例,疾病呈双峰年龄分布,近30%患者早线即呈现难治状态,传统治疗的心肺毒性、第二原发肿瘤、生育功能损伤等远期并发症防控意识仍显不足。多学科协作模式尚未规范、跨学科同质化水平低、全程管理存在短板,是当前我国HL面临的真实困境。
《CACA霍奇金淋巴瘤多学科整合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6版)》与既往指南最实质的区别,不在于某一条推荐意见的更新,而在于把MDT从“会诊选项”升格为贯穿—分层—治疗—特殊保护—并发症管理—随访—质控的全流程运行机制[1,5,6]。共识由中国抗癌协会(Chinese Anti-Cancer Association,CACA)淋巴瘤专业委员会联合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淋巴瘤学组、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淋巴造血疾病学组共同制定,汇聚16个学科、63位专家,采用德尔菲法编撰。它以四条结构性的“新”区别于既往版本:MDT前置进入疑难诊断与治疗决策;严格难治定义与PET-2高危前移识别并行;早期放疗的“加”与“减”给出明确边界;MDT本身被纳入质控指标体系[1]。
对临床医生而言,这篇共识的阅读价值不在于“又多了几条推荐”,而在于提供了一套可执行、可质控、可追溯的多学科决策框架。过去HL的高治愈率让许多中心可以靠单一科室“各自把方案开对”就取得不错的结果,但当治疗目标扩展到远期毒性控制、生育力保存、老年综合评估、毒性分级管理时,单科室的经验已经不够用了。MDT不再是“出了难题再叫人”,而是从一开始就把病理、影像、放疗、心内、生殖、老年评估等环节嵌入决策序列[1,6]。
关于推荐等级
本共识采用德尔菲法形成推荐意见,推荐等级反映的是证据强度与专家共识程度的综合判断,而非单纯的研究证据级别。A级(强烈推荐)表示有较强的循证证据支持且专家共识度高,临床应作为默认路径优先考虑;B级(推荐)表示证据或共识程度略低于A级,但在多数临床情境中仍应作为合理选择;C级(建议)表示证据基础相对有限或专家意见存在一定分歧,更适合在个体化评估和MDT讨论的框架下审慎使用。读者在理解具体推荐时,应同时关注等级与共识强度(如“强一致”),二者共同界定了该条意见在临床决策中的权重[1]。
第一阶段
精准诊断与动态预后分层
在HL的治愈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的今天,误诊和分层失准比“没有好方案”代价更大。经典型霍奇金淋巴瘤(classic Hodgkin lymphoma,cHL)与血管免疫母细胞性T细胞淋巴瘤(angioimmunoblastic T-cell lymphoma,AITL)、外周T细胞淋巴瘤、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阳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DLBCL)的形态学重叠并不罕见,而一旦病理方向错误,后续所有“精准治疗”都无从谈起;同样,中期PET-CT(interim PET-CT,PET-2)若只做“看片子”而不进入MDT决策,Deauville 4分这一高度异质人群就可能在“再等等看”中滑向难治。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把诊断的“确定性”和治疗方向的“早期纠偏能力”同时建立起来。
推荐意见4病理鉴别诊断
建议用病理形态学、免疫组织化学、T细胞受体(T cell receptor,TCR)及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ulin,IG)基因重排等检测方法进行鉴别诊断,重点排除AITL、外周T细胞淋巴瘤及EBV阳性DLBCL,以明确最终诊断[1]。
C级|强一致
解读这条推荐的价值不在于“要做分子检测”这一动作本身,而在于它把cHL的诊断从“形态学自信”拉回到“排除性确定”的逻辑上。cHL的肿瘤细胞少、背景炎症细胞多,形态学上极易与T细胞淋巴瘤混淆,一旦方向错误,后续的BV-AVD或BrECADD都建立在错误的靶点上。C级推荐并不意味着这条意见“不重要”,恰恰相反,它提示的是:在缺乏前瞻性比较数据的情况下,分子检测的临床获益是高度情境依赖的——它取决于病理医生的经验、标本质量和MDT中病理与临床的对话深度。真正改变临床动作的,是“在诊断存疑时把MDT前移”,而不是“把检测套餐开全”。
推荐意见1疑难病例MDT前置
建议HL疑难病例在最终治疗决策前获得多学科团队的意见。治疗选择基于年龄、性别、家族史、合并症及受累部位进行个体化权衡[1]。
A级|强一致
解读这是整篇共识中“MDT”第一次以强制性姿态出现。既往指南的隐含假设是“诊断明确后再谈治疗”,但真实世界中大量治疗失误的起点恰恰在诊断阶段——分期困难、病理存疑、脏器功能边界不清。这条推荐把MDT从“治疗方案的会诊”推到了“诊断决策的把关”,意味着MDT的介入时点应当前移到“治疗决策之前”而非“治疗遇到困难之后”。
推荐意见3多维脏器安全性评估
建议对拟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或胸部放疗的患者进行基线心脏功能与心血管风险因素评估;对高龄(年龄≥60岁)及有肺部基础疾病者重点博来霉素肺毒性(bleomycin pulmonary toxicity,BPT)风险;对接受维布妥昔单抗(brentuximab vedotin,BV)治疗者建立周围神经病变基线评估与定期监测;对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ICIs)治疗者建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mmune-related adverse events,irAEs)预警机制;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史者谨慎评估风险并加强监测[1]。
A级|强一致
解读BPT的致死率极高,老年患者的治疗相关死亡率显著高于年轻患者。基线评估在这里的功能不是“完成一套检查”,而是为后续方案选择设置一条不可逾越的安全边界——如果一位老年患者基线肺功能已处于边缘,博来霉素就不再是一个“可接受的风险”;如果基线已有周围神经病变,BV的神经毒性叠加就需要在方案层面被规避,而不是等到症状出现后再减量。
推荐意见2PET-2动态评估
建议将PET-2作为接受ABVD方案治疗患者的治疗评估节点,采用5分法(5-point scale,5-PS)进行疗效引导的分层治疗;PET-2阳性结果建议启动MDT讨论以调整治疗方案[1]。
A级|强一致
解读PET-2是后续“升阶梯”或“降阶梯”的核心依据。但这条推荐中真正具有操作意义的半句是“阳性结果启动MDT讨论”——它把PET-2从一项“影像科报告”变成了触发多学科决策切换的信号,而不是由肿瘤科医生单独在“继续原方案”和“换方案”之间做经验性判断。
难治定义的界定与高危前移
共识在这一部分做出了原稿之外最值得展开的结构性贡献。既往对“难治”的判定集中在治疗结束时的反应,而共识同时给出了治疗早期的预警窗口:
推荐意见5严格难治定义
难治性cHL建议定义为一线治疗期间未达到完全缓解或治疗结束后3个月内出现疾病进展[1]。
A级|强一致
推荐意见6PET-2高危前移识别
PET-2 Deauville 5分定义为临床难治,建议按难治路径升阶梯治疗。Deauville 4分为可疑高危难治:若合并任一影像学高危特征(新发病灶/多灶即≥3个Deauville 4~5分/代表病灶缩小<30%/残余病灶淋巴结≥2.5cm或结外病灶>1cm),建议按难治路径考虑升阶梯治疗;其他结合临床高危因素(Ⅲ~Ⅳ期、国际预后评分(International Prognostic Score,IPS)≥4、B症状、淋巴细胞<0.6×10⁹/L或<8%)建议复查并考虑升阶梯治疗[1]。
A级|强一致
解读这套“严格难治定义+高危难治前移识别”的双层框架,改变了“难治”的时间坐标:不等治疗结束再判定谁失败了,而是在PET-2这个中间节点上把极高危耐药人群提前识别出来。Deauville 5分直接按难治路径升阶梯,其临床含义是“不要在原方案上再消耗两个周期”;Deauville 4分则不被一刀切处理,而是根据影像学高危特征和临床因素做二次分层。这一设计的实质,是把“升阶梯”的决策依据从“治疗结束时的回顾性判断”转向“治疗中期的前瞻性识别”[2]。
第二阶段
初治与复发/难治性治疗
初治方案的选择正在从“ABVD默认”转向“按毒性风险选方案、按PET-2反应调路径”。BV-AVD以规避博来霉素肺毒性换取了晚期患者一线治疗中更干净的长期安全性;聚乙二醇脂质体多柔比星+环磷酰胺+依托泊苷+长春花碱+达卡巴嗪(BrECADD)以剔除丙卡巴肼降低了性腺毒性;纳武利尤单抗联合AVD方案(N-AVD) 则进一步为老年、基线神经病变或无法耐受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stimulating factor,G-CSF)支持的患者提供了毒性谱更温和的选项。在复发/难治性(relapsed/refractory,R/R)层面,“挽救化疗—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logous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HSCT)—高危维持”的路径已经清晰,真正需要临床判断力的,是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 1,PD-1)抑制剂和BV暴露后的后线选择。
初治cHL
推荐意见7晚期及预后不良方案选择
对于初治Ⅰ~Ⅱ期预后不良或Ⅲ~Ⅳ期cHL成年患者,优先推荐使用BV-AVD方案,尤其是需避免BPT的患者。对于年龄≤60岁或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aster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评分0~2分的初治Ⅲ~Ⅳ期cHL患者,也可建议使用PET-2引导的BrECADD方案作为一线治疗选择之一[1]。
A级|强一致
解读传统ABVD正在被替代,但替代的逻辑不是“新药一定更好”,而是毒性谱与患者特征的匹配:BrECADD剔除了丙卡巴肼,显著降低了性腺毒性[3],适用于年轻、有生育需求或需规避性腺损伤的患者;BV-AVD避开了博来霉素的肺毒性,5年随访中A+AVD较ABVD持续显示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获益(82.2% vs 75.3%)[4],适用于老年或有肺部基础疾病、BPT高风险的患者。两者展现的长期生存获益,是在这一“毒性适配”框架下被理解的,而非简单的疗效排序。
N-AVD:被共识补入的“毒性适配型”一线选项
共识在方案谱系中纳入了N-AVD,其定位不在于替代BV-AVD或BrECADD,而在于覆盖一组在真实临床中容易被标准路径遗漏的患者:老年、存在基线周围神经病变、或无法耐受G-CSF支持的患者[1,5]。S1826研究的预设亚组分析为这一推荐提供了直接支撑[2]:在≥60岁晚期cHL患者中,N-AVD的2年PFS为89%,BV-AVD为64%;2年总生存(overall survival,OS)为96%对85%,BV-AVD组老年患者中10%的治疗期死亡是差异的主要来源。耐受性层面的差异同样具有决策意义:周围感觉神经病变在BV-AVD组报告于59%的患者,N-AVD组为29%(3级:8%对1%);BV-AVD组全部患者被强制要求使用G-CSF,而N-AVD组仅69%使用了生长因子支持。换言之,N-AVD补上的是一块“毒性谱与支持治疗可行性之间的匹配缺口”:当一位老年患者的合并症或支持条件使BV-AVD的神经毒性或G-CSF强制需求变得不切实际时,N-AVD提供了一个疗效证据明确、毒性谱更可操作的替代路径。
复发/难治性cHL
推荐意见8挽救移植与维持
挽救治疗达到部分缓解及以上的R/R cHL患者,推荐行AHSCT,其中高危患者可以考虑移植后行BV维持治疗[1]。
A级|强一致
推荐意见9双耐药后线策略
对于PD-1抑制剂和BV治疗失败的R/R cHL患者,可以考虑挽救治疗;若达到缓解,可考虑行AHSCT巩固治疗[1]。
B级|强一致
解读“挽救化疗—AHSCT—高危维持”的标准化路径已经确立,但推荐意见9的B级等级值得注意:PD-1抑制剂和BV双暴露后的后线选择,证据基础尚不处于A级水平,更适合被理解为在MDT框架下基于既往暴露史、缓解深度和移植可行性做出的分层判断,而非一条“标准答案”。
第三阶段
特殊人群与放疗优化
特殊人群管理的本质,是把“标准方案”拆成“可以按人调整的组件”。老年患者不能凭年龄一刀切,老年综合评估(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CGA)评估的是脏器储备而非出生年份;育龄患者的选择权应当在治疗开始前就被认真对待;放疗的“加”与“减”同样取决于分期、方案和残存病灶的性质,而非单一PET分数。
推荐意见10老年患者CGA
建议特殊老年cHL患者在治疗前进行CGA评估[1]。
B级|强一致
解读CGA的临床功能在于把“老年”从一个年龄阈值转化为一个功能状态判断。一位70岁但脏器储备良好、无合并症的患者,与一位70岁但存在认知障碍、营养风险和多重用药的患者,在方案选择上不应被归入同一个“老年”类别。
推荐意见11生育力保存与保护
对于有生育需求的年轻HL患者(女性年龄<40岁;男性年龄<50岁),优先考虑一线低性腺毒性方案(如ABVD方案/BrECADD方案),建议在治疗前尽早进行生育力评估与保存/保护咨询;男性首选精子冷冻保存,放疗性腺屏蔽,不推荐激素保护;女性生育力保存/保护优选卵母细胞/胚胎冷冻[1]。
B级|强一致
解读这条推荐把生育力保护从“治疗后的补救话题”前移为“治疗前的方案选择变量”。BrECADD被明确列为低性腺毒性优先方案之一,意味着在年轻患者的一线决策中,“保护生育力”与“治愈疾病”具有同等的方案权重。
推荐意见12早期放疗不可盲目省略
对于早期(Ⅰ~Ⅱ期)非大肿块、化疗后PET-2/End-PET达Deauville 1~2分代谢完全缓解的cHL患者,不推荐常规完全省略放疗[1]。
A级|强一致
推荐意见13大肿块放疗个体化
伴大纵隔肿块的cHL患者,化疗后PET-CT转阴(Deauville 1~3分)伴残存软组织肿块时,不是必须行受累部位放疗(involved-site radiation therapy,ISRT),可以根据分期、化疗方案个体化决策[1]。
A级|强一致
解读这两条推荐合在一起,纠正的是两个方向相反的惯性。推荐意见12针对的是“PET阴性即可去放疗”的简单化思维:早期非大肿块患者的局部巩固作用不可替代,盲目省略放疗会增加复发风险。推荐意见13针对的则是“大肿块+残存病灶就必须放疗”的另一端惯性:代谢转阴后,残存软组织肿块本身不足以构成ISRT的绝对指征,决策需要回到分期、方案和病灶性质的组合判断。放疗的“加”与“减”由此从“看单一指标”进入“看风险组合”的层面。
第四阶段
并发症管理与随访监测
新药改善了疗效和部分传统毒性,但也带来了新的管理命题:免疫性肺炎需要分级而不是“一停了之”;蒽环类药物与纵隔放疗叠加的心脏毒性需要在治疗前而非心衰发生后被识别。随访的逻辑也在发生变化——在复发监测获益与辐射相关第二肿瘤风险之间,需要的是与治疗方案和基础疾病匹配的差异化计划。
推荐意见14免疫性肺炎分级
cHL患者PD-1抑制剂相关免疫性肺炎需分级管理:1~2级症状缓解后可谨慎重启,3~4级建议永久停用ICIs;重启需要个体化评估获益与复发风险,全程多学科协作监测[1]。
A级|强一致
解读“分级管理”的实质是用严重程度替代“一刀切停药”。1~2级在症状缓解后存在谨慎重启的窗口,而3~4级则构成永久停用的红线。这一分级既避免了轻度肺炎患者被过早剥夺有效的免疫治疗,也为重度肺炎设定了不可回溯的安全边界。
推荐意见15心血管毒性防控
对于接受蒽环类药物化疗或纵隔放疗的HL患者,建议治疗前请心内科会诊,做心功能评估,指导用药,高风险患者优先选择无放疗、低心脏毒性的治疗方案[1]。
B级|强一致
解读心脏毒性管理的关键不在“发生后处理”,而在“叠加暴露前规避”。蒽环与纵隔放疗的心脏毒性不是简单相加,高风险患者应在方案层面优先选择避免或减少这两种暴露的组合。
推荐意见16随访的“辐射控制”
随访方案需平衡复发监测获益与检查相关风险,避免无指征的频繁放射性影像学检查,降低辐射相关第二肿瘤发生风险[1]。
B级|强一致
推荐意见17生存质量评估
可考虑将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霍奇金淋巴瘤生活质量量表(European Organis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Hodgkin Lymphoma 27,EORTC QLQ-HL27)作为HL特异性优先评估工具,适时对患者生存质量进行评估,同时使用其他临床广泛使用的量表作为补充替代评估工具(如淋巴瘤治疗功能评估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Lymphoma,FACT-Lym)。可考虑联合EORTC QLQ-C30及其他领域专业量表对患者的生存质量、心理、营养等状况进行综合评估与动态监测[1]。
B级|强一致
推荐意见18差异化随访
建议根据患者接受的治疗方案、年龄、基础疾病制定差异化随访计划[1]。
A级|强一致
解读随访策略的目标已经从“单一防复发”扩展为“防复发+防远期并发症+生活质量监测”的三重任务。推荐意见18之所以被赋予A级,是因为差异化本身构成了随访质量的前提:接受纵隔放疗的患者需要更集中的心肺与甲状腺监测,接受蒽环类药物的患者需要心功能轨迹管理,而低暴露、低风险患者则应避免被纳入一套“所有人都做满”的辐射密集型随访路径。
第五阶段
MDT组织管理与质量控制
如果MDT只停留在“请人来讨论一下”,它不会改变一个中心的HL诊疗质量。这一阶段的关键词是“闭环”:谁负责筛选病例、决议由谁执行、执行结果由谁追踪、用什么指标衡量MDT是否真正改变了决策。共识把MDT本身纳入质控对象,标志着整合医学从理念倡议进入可测量、可改进的运行阶段[1,6]。
推荐意见19MDT全流程闭环管理
建议构建MDT讨论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明确成员职责分工,固定会议时间与场所,规范患者纳入标准,建立覆盖病例筛选、多学科讨论、方案执行及随访反馈的标准化工作流程。以诊疗规范符合率、MDT决议执行率及随访数据完整性为核心可测量质控指标,实现结构、过程、结果的全维度质量控制,持续优化HL个体化诊疗决策[1]。
B级|强一致
解读这是整篇共识在结构上最具区分度的一条。既往指南对MDT的表述通常止于“建议多学科讨论”,而这条推荐把MDT拆解为可考核的运行系统:谁筛病例、谁做决议、决议是否被执行、执行后的随访数据是否完整。它实际上回答了导语中提出的问题——MDT到底改变了什么。改变不在于“多开了一次会”,而在于把诊疗规范符合率和决议执行率变成了科室层面的可追踪指标,使HL的全程管理从个人经验驱动转向体系驱动。
总 结
这篇共识最值得临床医生带走的,不只是BrECADD、BV-AVD或N-AVD中的某一个方案,而是一条贯穿全流程的决策纪律:在诊断存疑时MDT前置,在PET-2出现高危信号时把难治判定前移,在特殊人群中选择毒性谱可匹配的方案——包括为老年、基线神经病变或无法耐受G-CSF的患者纳入N-AVD,在随访中按治疗暴露做差异化安排,并用质控指标让上述每一个动作可追踪。从推荐意见1(疑难病例MDT把关)到推荐意见19(MDT全流程闭环质控),19条推荐意见首尾呼应的,正是这条从“把方案开对”走向“把决策过程管理对”的路径。HL的高治愈率是起点,而高质量长期生存,是在这个起点之上通过整合与质控争取到的增量[1,5,6]。
参考文献:
[1]中国抗癌协会淋巴瘤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病理专业委员会淋巴瘤学组,中华医学会病理学分会淋巴造血疾病学组. CACA霍奇金淋巴瘤多学科整合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6版)[J]. 中国肿瘤临床,2026.
[2] Rutherford SC, Li H, Herrera AF, et al. Nivolumab-AVD versus brentuximab vedotin-AVD in older patients with advanced-stage classic Hodgkin lymphoma enrolled on S1826[J].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2025.
[3] Borchmann P, Moccia AA, Greil R, et al. Assessing the efficacy and tolerability of PET-guided BrECADD versus eBEACOPP in advanced-stage, classical Hodgkin lymphoma (HD21): a randomised, multicentre, parallel, open-label, phase 3 trial[J]. The Lancet, 2024, 404(10450): 341-352.
[4] Ansell SM, Radford J, Connors JM, et al. Overall survival with brentuximab vedotin in stage III or IV Hodgkin's lymphoma[J].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22, 387(4): 310-320.
[5] 医脉通. 填补空白,整合启航丨《CACA霍奇金淋巴瘤多学科整合诊疗中国专家共识(2026版)》发布,立足中国实践,优化霍奇金淋巴瘤全病程管理[EB/OL]. 2026-09-16.
[6] 医脉通. CACA HL共识前瞻会谈丨集结学科智慧,引领诊疗新局——HL规范化诊疗的中国声音与整合思维[EB/OL]. 2026-06-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