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脓毒症的救治不仅需要及时识别病原体、控制感染,还必须面对宿主反应高度异质、病情变化迅速等挑战。部分患者以过度炎症反应为主,部分患者则出现免疫功能低下,同一患者的免疫状态也可能随病程发生改变。如何根据免疫状态选择治疗、把握干预时机,成为脓毒症精准救治的重要课题。
2026年刊载于 JAMA 的ImmunoSep随机临床试验,为免疫分型指导下的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新证据:研究观察到短期器官功能改善,但尚未证实28天死亡率下降。近日,肝胆相照平台专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邵凌云教授,围绕免疫评估工具、免疫调节治疗时机与重症感染的风险预警,探讨该策略从临床研究走向日常实践的关键问题。
“先分型、后治疗”模式,难点难在哪?
问题一
肝胆相照
ImmunoSep研究提示,按照患者免疫状态开展精准免疫调节,有助于改善脓毒症患者的短期器官功能。您认为在国内推广“先分型、后治疗”的模式,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邵凌云教授
脓毒症免疫调节治疗的理念其实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但距离真正进入临床常规实践,还有一段距离。我认为最大的障碍,是目前尚缺乏一套足够准确、可靠且适合临床应用的免疫状态评估工具。我们已经提出了许多针对脓毒症的分型思路,包括临床表型和生物学内型等,但患者间的个体差异非常大,而且同一患者的免疫状态在病程中也可能发生明显变化。这就提出了几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究竟应该在什么时间点开展评估?选择哪些生物标志物?如何将这些指标组合成一套真正能够指导治疗的检测方案?
只有通过更多临床研究,明确评估指标的准确性、适用人群和动态变化规律,并完成充分验证,才能让免疫分型成为医生实际可用的临床决策工具。
免疫调节药物如何选择,关键在于什么?
问题二
肝胆相照
目前脓毒症免疫调节策略不断发展,但不同研究的疗效结论并不一致。面对个体差异,临床医生应如何选择治疗策略?是否需要根据免疫状态的动态变化调整?
邵凌云教授
这一点非常重要。脓毒症患者可能存在过强的全身炎症反应,也可能出现免疫抑制、甚至免疫麻痹。处于不同免疫状态的患者,需要考虑的免疫调节方向并不一样。
例如,对于以免疫过度激活为特点的患者,可以研究采用抑制过度炎症的策略,如白细胞介素-1受体拮抗剂进行免疫抑制治疗;而对于出现免疫麻痹的患者,则有研究探索使用重组人干扰素γ等免疫增强策略。两类药物的干预方向几乎相反。因此,决定是否开展免疫调节治疗时,首先必须判断患者在那个时间点究竟处于什么免疫状态。
临床上,患者或家属有时会提出“能不能用点增强免疫力的药”。但如果尚未评估清楚患者的免疫状态,就贸然采取免疫增强或免疫抑制治疗,不仅未必获益,还可能加重病情。因此,当前最迫切的仍然是建立精准、可靠的免疫评估方法,让药物选择有据可循。
从抗感染到免疫监测,下一步如何走?
问题三
肝胆相照
病原学检测和抗感染治疗已有很大进步,但部分脓毒症患者在初步好转后仍可能再次恶化。未来应如何平衡病原控制与宿主免疫调节,并更早识别二次感染及病情反复的风险?
邵凌云教授
这些年,我们在病原学检测和抗病原治疗方面进步很大,可用的病原学和抗病原治疗手段越来越多。但在临床上,我们仍会遇到一些患者:最初的感染似乎已经得到控制,病情也明显好转,却突然再次出现严重恶化。
我印象很深的一位老年女性患者,因肺部感染发生脓毒症。经过抗病原治疗,病情一度稳定,甚至已经能够坐起来看电视。但后来由于排痰不畅,病情突然急转直下,很快出现凝血功能异常和器官功能衰竭。面对这样的变化,医生往往会感到前期治疗的努力似乎功亏一篑。
这样的临床经历也促使我们思考:除了控制病原体,我们是否能够更早识别患者免疫状态的变化,并预测再次恶化的风险?临床上不仅要在脓毒症发生时评估免疫状态,还应关注患者在第一轮治疗后是否仍存在容易再次发生严重感染或免疫紊乱的风险。如果能够在临床表现明显恶化之前发出预警,对治疗决策会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在HIV治疗中认识到免疫重建炎症综合征。重症感染患者在快速控制病原体后,是否也可能出现类似免疫重建或免疫反应失衡的变化?这是我结合临床经历提出的思考,还需要进一步进行相关的研究。
总的来说,未来脓毒症救治应继续重视抗病原治疗,同时将更多研究精力投入宿主免疫状态的精准评估、病情变化的早期预测,以及免疫调节策略的合理选择。只有更充分地认识患者复杂且动态变化的免疫反应,才能推动脓毒症救治向更加个体化的方向发展。
从“评估什么、何时评估”,到“针对何种免疫状态干预”,再到“如何预警病情再次恶化”,邵凌云教授在此次专访中反复强调的,是建立可靠的宿主免疫评估和动态监测工具。精准免疫调节的临床价值值得期待,而将其转化为可复制、可操作的路径,仍有赖于规范的临床研究与实践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