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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总结
幼年型粒单核细胞白血病(JMML)是一种由异常RAS/MAPK信号驱动的罕见儿童髓系肿瘤。我们回顾34例携带NRAS和/或KRAS改变的儿童,以明确确诊时临床特征、分子背景及生存随访情况。仅NRAS改变与仅KRAS改变病例在确诊时总体相似,仅NRAS改变与仅KRAS改变病例在确诊时总体相似,尽管仅KRAS改变病例的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相对百分比较高,但单核细胞绝对计数并未更高。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的患者,其观察到的生存优于未接受HSCT者,但这一回顾性关联需谨慎解释。部分患者记录有PTPN11共突变,包括两例NRAS/KRAS共突变病例。分子检测由2017年前以热点为主的测序,逐步转为此后覆盖更广的全基因/二代测序。总体而言,NRAS/KRAS状态应结合共突变、检测年代、胚系易感性及治疗背景共同解读。
摘要
背景:幼年型粒单核细胞白血病(JMML)是一种由RAS/MAPK驱动的罕见儿童骨髓增生异常/骨髓增殖性肿瘤。共突变、测序技术演变、胚系确认不完整及确诊后HSCT等因素,使NRAS/KRAS改变的表型和生存意义仍难解释。
方法:回顾分析2010年11月至2022年9月确诊的34例JMML儿童,均具有可分类的NRAS和/或KRAS改变。分为仅NRAS改变、仅KRAS改变及NRAS/KRAS共突变组。直接比较限于单一亚型病例。在可评估患者中分析总生存(OS),将HSCT建模为时间依赖协变量。
结果:队列包括20例仅NRAS改变、12例仅KRAS改变及2例NRAS/KRAS共突变。仅KRAS改变病例单核细胞百分比(27.2%对16.7%;p=0.023)及淋巴细胞百分比(48.1%对39.0%;p=0.018)较高,但单核细胞绝对计数相当(4.0对4.0×10⁹/L;p=0.930)。PTPN11为最常见非RAS共突变(7/34),两例NRAS/KRAS共突变病例均携带该改变。11例有甲基化资料,仅作描述性分析。NRAS/KRAS亚型未显著区分OS(仅KRAS改变对仅NRAS改变的HR为0.55;95% CI:0.18~1.62;p=0.276)。HbF亦未显著区分OS,确诊时总血红蛋白仅显示探索性单变量关联。全部11例移植患者均获取准确HSCT日期;时间依赖Cox分析显示,HSCT与较好OS显著相关(HR:0.11;95% CI:0.02~0.56;p=0.007)。
结论:NRAS/KRAS状态界定的确诊时表型差异有限,未能独立区分生存。JMML生存分析应整合共突变、胚系及检测年代局限、HbF/血红蛋白风险背景,以及对HSCT的时间依赖处理。
引言
幼年型粒单核细胞白血病(JMML)是一种发生于婴幼儿的罕见克隆性骨髓增生异常/骨髓增殖性肿瘤。当前面向临床医师的综述将其描述为生物学高度异质的疾病,、风险评估及治疗决策需要整合临床表型、血液学结果及分子背景。典型临床表现包括持续外周血单核细胞增多、脾大、血细胞减少或白细胞增多,以及髓系祖细胞对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反应异常;综合综述及经典临床描述均强调这些特征。现行WHO及国际共识分类框架进一步强调,分子数据应与临床病理结果共同解读,而不能孤立使用。
JMML的生物学基础与RAS/MAPK信号失调密切相关。DNA甲基化谱提供额外预后层面信息:全基因组甲基化研究已显示其与结局相关,RAS通路突变模式与表观遗传亚类相关,并已提出甲基化亚组的国际共识定义。这些观察支持联合评估NRAS/KRAS改变、共突变、甲基化结果、细胞遗传学、治疗记录及生存随访,但仍必须准确报告各项测量实际涉及的患者人数。
在这一框架下,NRAS及KRAS突变JMML值得专门分析,因为它们是更广泛RAS驱动疾病谱中临床可识别的亚群。然而,单中心回顾性系列的专门检测及随访资料常不均衡。此类队列的价值,不在于假设每个变量都完整,而在于以正确分母报告每项结果。
因此,本研究设计为明确列出分母的队列分析。各项比较均限于具有相关资料的患者;未记录测量与阴性或正常结果严格区分,探索性分析与需要统一检测或外部验证才能支持的结论分开处理。
我们据此提出四个实际问题:仅NRAS改变与仅KRAS改变JMML在常规可获得的诊断变量上是否不同;共突变、甲基化及细胞遗传学注释是否提供超越NRAS/KRAS亚组本身的可解释临床背景;如何将治疗类别,尤其HSCT纳入生存随访,而不夸大回顾性队列的因果推断;以及如何考虑检测年代差异,包括2017年前以热点为主的测序,以及2017年起覆盖更广的全基因/二代测序,来解读未记录共突变。目标是在避免小样本罕见病队列预后模型过拟合的同时,提取现有数据所支持的最可靠信号。
2| 材料与方法
| 2.1 研究设计、患者队列及诊断标准
本回顾性单中心队列研究在中国天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及血液病医院开展。纳入2010年11月25日至2022年9月8日在本院确诊JMML,并具有可分类NRAS和/或KRAS改变的儿童。有资料时复核截至2023年1月的临床随访信息。回顾性分析依托当地伦理委员会批准的机构儿童血液病队列方案开展。复核去标识化机构病例数据,包括人口学特征、临床表现、血液学参数、凝血指标、红系及集落形成试验、细胞遗传学结果、分子及甲基化注释、分型、细胞因子、生化测量、治疗暴露、HSCT记录及随访结局。报告参考观察性研究STROBE原则编写。分析表格、图及补充汇总中不纳入直接身份标识或具体随访日期。
诊断资格依据公认JMML标准复核,而非仅由突变状态推定。考虑标准包括外周血单核细胞绝对计数增多(单核细胞计数≥1×10⁹/L)、外周血及骨髓原始细胞和幼单核细胞<20%、排除BCR::ABL1阳性慢性髓性白血病,以及支持性临床、实验室、细胞遗传学或分子特征,如脾大、相对于年龄升高的胎儿血红蛋白、7号染色体单体或其他克隆性细胞遗传学异常、受检时的GM-CSF高敏感性或集落形成生长,以及涉及PTPN11、NF1、CBL、NRAS或KRAS的RAS通路病变。因此,疾病框架首先是JMML;随后将本分析资格进一步限定于具有可分类NRAS和/或KRAS改变的病例,以一致地定义仅NRAS改变、仅KRAS改变及NRAS/KRAS共突变亚群。
通过机构记录识别临床诊断JMML且具有可分类NRAS和/或KRAS改变的病例。本分析并非本机构所有JMML患者的发生率系列。存在其他经典JMML驱动因素但无可分类NRAS/KRAS改变者、无法获取分子分类者,以及缺少某项分析所需充分记录者,均不进入相应分析分母。因此,图1报告的是分析队列及分析集,而非全院分母。
| 2.2 分子检测、突变注释及亚组定义
从常规中使用可获得外周血或骨髓标本开展的诊断性临床分子检测,提取NRAS及KRAS突变状态。研究期间分子检测发生演变。2017年前主要采用热点测序,因此排除非热点或更广泛协同改变的能力有限。2017年起,常规诊断评估采用覆盖更广的全基因/二代测序。因此,早期病例中缺失或未记录共突变,并不被解释为已确认阴性结果。复核源记录中的突变基因、蛋白水平注释、可获得时的变异等位基因频率,以及有记录的非RAS共突变。长期研究期间并非所有患者均有配对非造血组织胚系对照检测;因此,除非现有记录支持胚系或体细胞来源,否则将突变报告为临床分子注释。依据检出的RAS基因改变,将患者分为仅NRAS改变、仅KRAS改变及NRAS/KRAS共突变。仅NRAS与仅KRAS组间比较仅纳入单一RAS基因改变者。两例NRAS/KRAS共突变纳入整体队列描述,但不参与NRAS对KRAS直接比较,且不推断克隆结构或亚克隆先后顺序。
有资料时,从机构报告整理DNA甲基化状态。由于仅部分患者接受甲基化检测,且整理数据中的平台、分类器及阈值细节并不齐全,甲基化类别按受检分母作描述性汇总,不作为全队列分类工具。甲基化相关Cox估计仅解释为受检亚组的探索性汇总。

图1 分析队列及分析集。流程图汇总队列构建、RAS亚组分类、生存分析资格及HSCT记录。NRAS对KRAS直接比较纳入32例单一亚型患者,OS分析纳入30例具有可分析生存信息者。
| 2.3 变量、缺失数据及分析集
从机构病历提取临床、实验室、分子、治疗及随访数据。基线资料包括确诊年龄、性别、就诊临床特征、血细胞计数、肝脾大小、细胞遗传学结果、NRAS/KRAS突变状态、非RAS共突变,以及有资料时的DNA甲基化结果。治疗及随访资料包括有记录的HSCT暴露、可获取时的移植日期、可获取时的非HSCT治疗信息、生存时间、生存状态及有记录时的死因。
不对缺失数据进行插补。病历未记录的变量视为资料不可用,而非阴性、正常或不存在。该原则对分子注释尤为重要,因为与2017年起覆盖更广的全基因/二代测序相比,2017年前热点测序可能漏检更多协同改变。对分子及甲基化注释,空白或未记录字段表示整理数据中缺少阳性注释或无法获取检测记录;除非源记录明确支持,否则不能视为已确认阴性。连续变量仅在有测量值患者中分析。分类变量以可评估人数为分母计算。
分析前定义三个分析集。全队列包括34例临床诊断JMML且具有可分类NRAS和/或KRAS改变者,用于整体临床及分子描述。排除2例NRAS/KRAS共突变后,仅NRAS与仅KRAS直接比较集为32例。总生存(OS)分析集为30例,均有生存时间和生存状态,或明确删失日期。
| 2.4 结局定义及HSCT处理
OS定义为从确诊至任何原因死亡或末次确认随访的时间。本研究随访截止于2023年1月。末次确认随访时存活者于当日删失。由于无法从完整性一致的患者级随访记录重建正式反向Kaplan–Meier随访估计,本文报告观察到的“确诊至死亡或删失间隔”,并明确如此标注,不将其当作确定性的队列随访时长。
OS分析集包括30例。其中25例病历直接记录OS间隔,另5例于2023年1月随访确认存活,并于该时点删失。全队列5例临床记录为失访。“失访”标签不作为结局事件。失访患者仅在有可分析生存间隔或末次确认随访日期时纳入OS分析,否则不进入OS估计。缺少充分生存时间或生存状态资料者不纳入OS分析,但仍可参与基线及分子描述。失访状态、删失及OS资格的关系见补充表S1,应将其视为记录核查,而非终点。
无事件生存(EFS)、复发/进展、治疗反应及死因特异死亡未用作主要终点,因为这些事件在队列中未统一记录。治疗类别按记录整理为HSCT、观察等待、有记录的非HSCT管理,或治疗未记录。11例有HSCT暴露记录,全部11例均有精确到日期的移植信息。确诊至HSCT中位间隔为183天,即6.0个月(IQR:140~183.5天;4.6~6.0个月)。HSCT属于确诊后非随机治疗暴露,因此其生存比较解释为治疗背景下的观察性关联,而非移植疗效的因果估计。主要治疗类别生存比较中,观察等待及未记录治疗类别者不并入有记录的非HSCT管理组。
| 2.5 统计分析
连续变量以中位数及四分位距(IQR)汇总,并列出相应人数。分类变量以有资料者中的人数及百分比汇总。根据适用情况,以Mann–Whitney U检验或Fisher确切检验比较仅NRAS及仅KRAS组。采用Kaplan–Meier法估计OS,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检验。未校正Kaplan–Meier曲线用于展示有记录治疗类别的观察生存。由于HSCT在临床诊疗中而非随机分配,且发生于确诊后,未将这一未校正可视化的log-rank结果作为正式HSCT统计结果。正式HSCT相关敏感性分析采用Cox模型,将HSCT作为确诊后时间依赖协变量:移植患者在移植前贡献非HSCT风险时间,移植后贡献HSCT暴露风险时间。探索性Cox模型仅为保证透明度而保留,不用于定义新预后标志物。p值未进行多重比较校正,应作描述性解读,而非确证性证据。全部统计分析及图形采用Python(3.11版)完成。
3| 结果
| 3.1 队列构建及关键变量可用性
分析队列包括2010年11月至2022年9月在研究医院确诊的34例JMML儿童,均具有可分类NRAS和/或KRAS改变(图1)。这是按突变定义的分析队列,而非同期机构所有JMML诊断的完整分母。队列由20例仅NRAS、12例仅KRAS及2例同时具有NRAS和KRAS改变者组成。直接亚型比较限于32例单一亚型患者;两例共突变用于队列描述,但不纳入仅NRAS对仅KRAS统计检验。
各项测量的变量可用性不同(补充表S1)。人口学、诊断及核心NRAS/KRAS变量可支持全队列描述,甲基化、扩展生物学检测、HSCT时间及生存分析则采用更小的可评估分母。分子资料也反映检测年代转换:2017年前病例主要接受热点测序,2017年起采用覆盖更广的全基因/二代测序。
这一差异对解读至关重要:未记录共突变,尤其是早期病例,不能假定为真正阴性。34例定义临床及分子人群,32例定义仅NRAS对仅KRAS直接比较,30例定义OS分析集。
| 3.2 基线临床及血液学表型
确诊中位年龄14.5个月(12.0~34.8),27/34为男性。基线血液学异常符合既往文献描述的典型JMML表现,贫血、白细胞增多、血小板减少及单核细胞增多常见。本队列有资料患者的确诊时总血红蛋白中位浓度83.5 g/L(77.0~97.0),白细胞20.9×10⁹/L(12.3~40.8),血小板35.5×10⁹/L(21.5~74.0),单核细胞百分比19.0(13.5~27.7)。
仅NRAS与仅KRAS病例基线临床及血液学特征总体相当。仅KRAS病例单核细胞百分比名义上较高(27.2%对16.7%,p=0.023),淋巴细胞百分比亦名义上较高(48.1%对39.0%,p=0.018)。但单核细胞绝对计数无差异(中位4.0×10⁹/L对4.0×10⁹/L;p=0.930)。观察到的单核细胞相关差异应解释为循环单核细胞相对比例差异,而非仅KRAS疾病单核细胞绝对计数更高的证据。单核细胞百分比受总白细胞计数及其他白细胞亚群分布影响,因此即使绝对计数相当,百分比仍可较高,见表1。

表1 按RAS亚组划分的基线临床及血液学特征。* p值仅比较仅NRAS与仅KRAS病例。连续变量为中位数(IQR),分类变量为n/有资料人数(%)。单核细胞百分比及淋巴细胞百分比出现名义显著的探索性差异,p值未作多重比较校正。
这些发现值得关注,但具有探索性,因为比较人数较少、各变量人数不同,且未进行多重检验校正。其他常规基线变量,包括年龄、确诊时总血红蛋白浓度、白细胞、血小板、脾脏大小、肝脏大小、性别、淋巴结肿大及皮疹,在两个单一亚型组间均无名义显著差异。各RAS亚组关键基线变量分布及个体数据点见图2。

图2 按RAS亚组划分的基线临床及血液学表型。(A)仅NRAS与仅KRAS病例单核细胞绝对计数。(B)两组单核细胞百分比。(C)两组淋巴细胞百分比。(D)两组白细胞计数。箱线–散点图展示患者个体值及组分布。p值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算,属于探索性结果。
| 3.3 分子结构、共突变、甲基化及细胞遗传学
分子注释包括经典热点,以及非经典或未完整指明的NRAS/KRAS蛋白改变,因此主要分析按基因水平NRAS/KRAS分组,而非按氨基酸热点分组。对蛋白水平注释保守解读,避免将非RAS基因的氨基酸改变归入NRAS或KRAS类别。11/34例识别出非RAS共突变,PTPN11是最常见伴随改变。该模式具有生物学合理性,因为体细胞PTPN11突变是已知JMML病变,CBL改变亦反复见于JMML及相关易感背景。更大基因组研究将这些病变置于更广泛的改变谱中,还包括SETBP1和JAK3等继发及协同改变。
11例有DNA甲基化状态,包括6例中度甲基化、5例高度甲基化。受检患者中未记录低甲基化病例。这些比例仅描述受检亚组,不能解释为全队列甲基化患病比例。细胞遗传学资料显示,许多患者核型正常,部分存在7号染色体单体。DNA甲基化对JMML具有预后相关性,但本研究检测不完整,因此按受检分母作描述性汇总,不作为全队列分类工具。
详细NRAS/KRAS蛋白水平注释及部分分子、细胞遗传学注释见图3和补充表S2、S3。患者级核心分子注释见图4。图3目前仅汇总RAS亚组构成、可解释的NRAS/KRAS蛋白水平改变及部分主要分子/细胞遗传学注释;图4目前聚焦核心NRAS/KRAS改变、部分JMML相关共突变、甲基化状态及7号染色体单体。低频探索性共突变及治疗/结局行,按适用情况仅保留于补充材料或正文,不在主图面板强调。
两例NRAS/KRAS共突变患者均记录PTPN11共突变;但无更早历史样本,无法重建NRAS、KRAS及PTPN11获得的时间顺序。队列层面的分子、细胞遗传学、甲基化、治疗及随访汇总见表2。

图3 (A)34例队列RAS亚组构成。蓝色为仅NRAS、橙色为仅KRAS、紫色为NRAS/KRAS共突变。(B)按患者数汇总的可解释NRAS/KRAS蛋白水平改变。蓝柱表示NRAS蛋白改变,橙柱表示KRAS蛋白改变。(C)按患者数汇总的部分分子及细胞遗传学注释。绿柱为具有各项记录的人数,包括甲基化检测可用性、高度甲基化状态、PTPN11共突变、任何有记录的非RAS共突变、异常核型及7号染色体单体。颜色仅用于区分RAS亚组或注释类别,不表示统计学显著性。

图4 患者级核心分子注释矩阵。每列代表一名去标识化患者。顶部色条表示RAS亚组:蓝色为仅NRAS、橙色为仅KRAS、紫色为NRAS/KRAS共突变。深蓝格表示检出或记录相应改变/注释。浅灰或空白格表示整理数据中未记录相应阳性注释;对检测不完整变量,空白不能解释为已确认阴性。矩阵经简化,聚焦核心NRAS/KRAS改变、部分JMML相关共突变、甲基化状态及7号染色体单体;探索性低频行及治疗/结局行已从主矩阵移除。

表2 分子、细胞遗传学、治疗及随访汇总。记录的分子及治疗注释按可用分母汇总。由于分子检测随时间变化,未记录共突变不应解释为已确认阴性,尤其是2017年前确诊病例。两例NRAS/KRAS共突变百分比仅作描述,不应用于推断。
| 3.4 扩展生物学及实验室指标
部分患者有若干额外测量,可帮助将队列置于生物学背景中。这些变量未构成额外经验证终点,但通过记录红系活性、集落形成读数、凝血状态、免疫分型、细胞因子、免疫球蛋白、补体、铁蛋白、促红细胞生成素(EPO)、胆红素、乳酸脱氢酶(LDH)及相关实验室特征,丰富了患者级注释。
这些扩展测量的价值在于描述而非推断。它们显示,NRAS/KRAS突变JMML不能简化为突变基因本身,但其测量不均衡,未经外部验证不应提升为独立预后标志物。扩展生物学特征热图见补充图S1,详细扩展生物学及实验室变量见补充表S5。这些材料用于展示生物学广度及缺失情况,而非暗示全队列均完成全部测量。
| 3.5 治疗暴露、HSCT记录及随访核查
复核34例队列的治疗、HSCT及随访资料。有记录的治疗类别包括HSCT 11例、观察等待3例、有记录的非HSCT管理17例、治疗未记录3例。全部11例有HSCT记录者均获取准确移植日期,确诊至HSCT中位间隔183天,即6.0个月(IQR:140~183.5天;4.6~6.0个月)。观察等待与有记录的非HSCT管理分开,未记录治疗类别者亦不并入有记录的非HSCT组。患者级治疗记录及HSCT时间见图5。由于HSCT是确诊后非随机干预,3.6节仅将治疗类别Kaplan–Meier曲线作描述展示,并采用时间依赖Cox模型进行正式HSCT相关分析。去标识化患者级临床分子及结局类别见补充表S4。
随访截止于2023年1月。随访期间记录15例死亡。死因类别并非均可获取,因此不作分析。5例临床记录为失访。OS分析限于具有生存时间及生存状态,或明确删失日期者;30例符合条件并纳入。其中25例有记录的OS间隔,另5例于2023年1月随访时存活,并于该时点删失。OS分析集中,观察到的确诊至死亡或删失中位间隔11.5个月(IQR:4.7~19.0;范围:0.0~102.0)。
详细临床、实验室、治疗及随访变量可用性见补充表S1。图5的患者级记录概览用于展示治疗类别人数及HSCT时间,并不暗示所有治疗后终点均统一可用。

图5 患者级诊断及随访记录。(A)堆积柱显示各诊断年份按RAS亚组划分的病例累积,配色与图3、图4一致。(B)箱线–散点图显示确诊年龄,彩色点代表个体患者,点色对应RAS亚组。(C)堆积柱汇总结局记录及生存状态,绿色、红色、灰色分别表示存活、死亡及状态未知。(D)蓝柱汇总随访及治疗注释的可用性,包括精确到日期的HSCT信息。颜色仅作描述,不表示统计学显著性。
| 3.6 总生存及探索性预后分析
在有生存时间和生存状态或明确删失日期的30例中分析OS。记录15例死亡。观察到的确诊至死亡或删失中位间隔11.5个月,中位OS为13.0个月。因死因及治疗后事件记录不统一,未分析死因特异死亡、复发相关死亡及移植相关死亡。
仅NRAS与仅KRAS患者OS无统计学显著差异(图6A)。仅NRAS组18例,死亡10例;仅KRAS组11例,死亡5例。中位OS分别11.0及20.0个月,估计12个月OS率分别40.1%及68.2%,24个月OS率分别40.1%及42.6%。单变量Cox分析中,相比仅NRAS,仅KRAS状态与OS无显著关联(HR:0.55;95% CI:0.18~1.62;p=0.276)。这些发现提示,NRAS/KRAS亚型本身在本队列中未形成统计学显著的OS分层。
HbF百分比与确诊时总血红蛋白浓度分开复核,因为经年龄校正后升高的HbF是JMML公认风险相关特征。本队列HbF资料不完整,在可评估亚组中与OS无统计学显著的单变量关联,因此保留其作为已确立风险背景变量,而非由本数据集独立验证的预测因子。
虽然确诊时总血红蛋白在本小队列探索性单变量Cox分析中显示信号,但未将其提升为经验证预后标志物。确诊时总血红蛋白可受输血暴露、骨髓衰竭、疾病阶段、炎症状态、诊断时点及后续治疗选择影响;因此,该信号仅用于提出假设,不用于取代已确立的JMML风险因素。

图6 按RAS亚组及有记录治疗类别划分的总生存,正式HSCT推断按时间依赖暴露处理。(A)Kaplan–Meier曲线比较OS分析集中仅NRAS与仅KRAS患者OS。仅NRAS组18例、死亡10例;仅KRAS组11例、死亡5例。中位OS分别11.0及20.0个月;log-rank p=0.259。探索性Cox分析显示,相比仅NRAS,仅KRAS状态与OS无显著关联(HR:0.55;95% CI:0.18~1.62;p=0.276)。(B)Kaplan–Meier曲线显示按有记录治疗类别划分的观察OS,仅保留为描述性可视化。正式HSCT统计结果采用时间依赖Cox敏感性分析:患者在移植前贡献非HSCT风险时间,移植后贡献HSCT暴露风险时间;HSCT作为时间依赖协变量与较好OS显著相关(HR:0.11;95% CI:0.02~0.56;p=0.007)。由于HSCT是确诊后非随机治疗暴露,描述性Kaplan–Meier曲线分离不应解释为移植疗效的随机因果证据。
图6B保留有记录的HSCT/非HSCT Kaplan–Meier曲线,以展示观察到的治疗类别生存分离,因为删除生存图会掩盖具有临床重要性的模式。但明确标注该曲线仅作描述,不作为正式HSCT相关统计推断。在有治疗类别记录且生存可分析的患者中,HSCT组死亡2/10,中位OS未达到;有记录的非HSCT管理组死亡13/17,中位OS为10.7个月。
由于HSCT发生于确诊后,正式结果来自聚焦的时间依赖Cox敏感性分析:在有记录的HSCT与有记录的非HSCT治疗比较集中,将HSCT作为时间依赖协变量,其与较好OS显著相关(HR:0.11;95% CI:0.02~0.56;p=0.007)。
应谨慎解读这一显著关联,因为HSCT属于确诊后非随机治疗暴露,治疗选择可能反映基线风险、疾病过程、供者可用性、临床稳定性及移植前存活。观察等待及未记录治疗类别者分别描述,不并入该比较的非HSCT组。RAS亚组及有记录治疗类别的OS数值见补充表S6,时间依赖暴露定义所用HSCT时间见补充表S7。
探索性单变量Cox估计仅为透明报告而保留,见图7。这些估计未用于定义新预后标志物或取代既有JMML风险因素。按RAS亚组及治疗类别划分的详细OS估计见修订后的补充表,相应探索性Cox估计汇总于表3。

图7 探索性单变量Cox比例风险分析。HR及95% CI以对数尺度展示。每个蓝点代表相应变量HR点估计,水平蓝线表示95% CI。竖虚线标记HR=1.0。资料或事件不足的变量未绘图。确诊时总血红蛋白浓度与HbF百分比作为独立变量分析。这些探索性估计为透明报告而保留,未用于定义新预后标志物。

表3 OS的探索性单变量Cox比例风险分析(第一部分,下接续表)。

表3 续表。仅在有足够非缺失数据及事件时拟合模型。HR为探索性、未经校正估计。确诊时总血红蛋白浓度及HbF百分比分开分析。本Cox表未纳入HSCT暴露,因为HSCT作为确诊后治疗背景变量处理,且本小型回顾性队列不适合开展移植效应因果建模。
| 3.7 综合结果汇总
仅NRAS与仅KRAS患者基线临床特征总体相似。仅KRAS患者单核细胞及淋巴细胞百分比名义上较高,而单核细胞绝对计数及确诊时总血红蛋白浓度相当。
分子结果符合RAS驱动JMML,部分患者有非RAS共突变记录。两例NRAS/KRAS共突变均记录PTPN11共突变,但缺少更早历史样本,无法重建突变获得顺序。解读未记录共突变时,考虑了2017年由热点测序转为覆盖更广的全基因/二代测序这一变化。
仅NRAS与仅KRAS患者OS无显著差异,支持本队列仅凭NRAS/KRAS亚组不足以解释结局。相反,有记录治疗类别显示显著的观察生存差异:接受HSCT者观察到的OS优于未接受HSCT者。鉴于HSCT为确诊后非随机干预,谨慎解读这一治疗类别差异。
4| 讨论
本单中心研究分析34例临床确诊JMML且携带NRAS和/或KRAS改变的儿童。修订分析涉及JMML解读的若干核心问题:区分仅NRAS、仅KRAS及NRAS/KRAS共突变组;区分临床分子注释与经统一确认的体细胞突变;胚系RASopathy综合征/努南综合征谱系易感性的潜在意义;2017年从热点测序转为覆盖更广的全基因/二代测序;以及需要将HSCT相关生存差异置于治疗背景下解读,而非视为随机因果效应。
主要探索性临床观察是仅KRAS疾病确诊时的白细胞分类模式。仅KRAS患者单核细胞及淋巴细胞百分比高于仅NRAS者,但单核细胞绝对计数相当。这提示白细胞分类构成不同,而非单核细胞绝对负荷更大。其他基线临床及血液学特征总体相似,提示NRAS/KRAS亚型本身不能定义独特基线临床表型。由于在小队列中检测多个基线变量,应将这些差异视为探索性、用于提出假设的发现。
这一解释与既往JMML研究一致:RAS通路改变与临床异质性相关,基因型–表型关系并非由单个RAS基因决定。自发血液学改善、胚系NRAS相关疾病,以及部分RAS或NRAS突变病例自发缓解的报道,进一步支持谨慎将RAS亚型作为独立临床分类工具。
分子结果符合JMML为RAS/MAPK驱动疾病的认识。部分患者检出非RAS共突变,PTPN11最常见。总体记录PTPN11共突变率7/34(20.6%),两例NRAS/KRAS共突变均携带PTPN11共突变。这一观察具有临床兴趣,但需谨慎,因为检测方法随时间改变,且仅有两例双突变不足以推断。NRAS/KRAS/PTPN11共突变患者无更早历史样本,无法确定某一RAS通路病变是否早于其他病变。更大基因组研究显示JMML可包含协同或继发改变,支持综合解释,而非仅依赖NRAS/KRAS状态。
DNA甲基化在JMML中具有已确立预后意义。本队列仅11例有甲基化数据,因此作描述汇总。整理数据中的平台、分类器及阈值资料并不齐全,不能将其解释为本报告中经全队列验证的风险分类工具。HbF、集落形成试验、免疫分型、细胞因子、免疫球蛋白、补体、铁蛋白、EPO及LDH等扩展生物学与实验室变量亦仅在部分患者可用。这些变量丰富了患者级注释,但不足以支持独立预后结论。
相关研究支持这种保守解释:JMML生物学超越原发RAS病变,还包括生命早期可检出的遗传及表观遗传起源、胎儿样生物学程序,以及CBL相关分子和表型多样性。
生存分析未显示仅NRAS与仅KRAS患者OS显著分离。这并不证明RAS亚型没有预后相关性;而是说明在本小队列中,NRAS/KRAS状态本身未能捕获共突变、甲基化类别、胚系易感性、治疗选择及HSCT时间共同形成的结局异质性。因此,修订稿避免将NRAS/KRAS亚型呈现为独立预后分类工具。
HbF与确诊时总血红蛋白浓度应分开解读。HbF升高是JMML已知不良风险相关特征。本队列HbF百分比HR>1.0,但未达统计学显著,可能因为HbF可用性有限、事件数有限,且缺少统一的年龄校正HbF分类。这不应被理解为与既往研究矛盾。相反,确诊时总血红蛋白是另一项常规血细胞计数变量;虽然在探索性单变量Cox分析达到名义显著,但不等同于HbF,也不应被视为新预后标志物。
11例记录接受HSCT,全部获取准确日期。修订后的生存图保留Kaplan–Meier曲线,以展示观察到的治疗类别分离,但明确标注仅为描述,并与正式HSCT相关推断分开。为处理不死时间偏倚,将HSCT作为确诊后时间依赖协变量。聚焦敏感性分析中,HSCT与较好OS显著相关(HR:0.11;95% CI:0.02~0.56;p=0.007)。这一发现符合异基因HSCT在JMML治疗中的核心地位,但分析仍属观察性:HSCT未随机分配,发生于确诊后,并可能反映临床选择、供者可用性、治疗反应及移植前存活。因此,修订稿将其报告为统计学显著的治疗背景关联,而非HSCT疗效的因果估计。
这一解释与既往JMML移植研究一致:异基因HSCT是主要根治策略,但移植后结局仍高度异质。既往已评估脐带血及非血缘供者移植等特定场景结局。早期多中心经验及前瞻性试验资料进一步表明,解读移植相关生存时,应考虑队列构成、诊断标准、疾病负荷及预处理策略。
JMML已有阿扎胞苷为基础的桥接或移植前治疗报道,但本队列治疗暴露、反应及时间未统一记录,因此不分析其疗效终点。EFS、复发/进展、治疗反应及死因特异死亡亦未分析,因为这些结局未按JMML反应及结局标准一致记录或统一裁定。供者淋巴细胞输注及第二次异基因移植等移植后复发处理,需要以明确复发为基础的分析,现有数据无法评估。
本研究存在局限。其为回顾性单中心研究,队列较小、事件有限,甲基化检测、胚系对照确认、治疗反应、死因类别及统一详细的纵向治疗数据不完整。分子检测亦随时间变化:2017年前主要热点测序,2017年起采用覆盖更广的全基因/二代测序。检测年代差异可能低估早期协同突变,对解读PTPN11及其他非RAS共突变尤为重要。并非所有患者均有配对非造血组织,因此无法统一排除胚系RASopathy综合征/努南综合征谱系易感性。最后,虽然HSCT组观察OS显著优于有记录的非HSCT管理组,这一回顾性治疗类别比较仍受治疗选择影响,不应解释为随机因果证据。
总之,仅KRAS JMML单核细胞及淋巴细胞百分比名义上较高,但单核细胞绝对计数并不更高。NRAS/KRAS亚型本身未显著区分OS。PTPN11共突变记录,包括两例NRAS/KRAS共突变中的共存,凸显更广分子背景的重要性,但检测年代差异和缺少历史样本,限制了对克隆先后顺序的判断。聚焦时间依赖Cox敏感性分析中,HSCT与较好OS显著相关,但应结合回顾性治疗选择及确诊后移植时间解读,而非当作随机因果证据。
5| 结论
在本单中心NRAS和/或KRAS突变儿童JMML分析队列中,仅KRAS疾病确诊时单核细胞及淋巴细胞百分比名义上较高,而单核细胞绝对计数与仅NRAS相当。NRAS/KRAS亚组本身未捕获JMML全部异质性。解读应整合共突变、检测年代局限、胚系易感性、可用时的甲基化状态及治疗背景。
部分患者及两例NRAS/KRAS共突变病例均记录PTPN11共突变,但缺少更早历史样本,无法推断突变获得顺序。聚焦时间依赖Cox敏感性分析中,HSCT与较好OS具有统计学显著关联;但应理解为观察性治疗背景关联,而非移植疗效的随机证据。
这些发现支持整合JMML评估,将RAS亚组、可用时的年龄校正HbF、DNA甲基化类别、共突变、胚系易感性评估、治疗反应、HSCT时间及死因注释结合。需更大多中心队列,采用统一测序、胚系对照检测、甲基化谱及前瞻性记录治疗时间线,以验证并拓展这些观察。
文献来源
Zhang B, Liu C, Li X, et al. Clinical Phenotype, Molecular Architecture, and Survival Follow-Up in NRAS- and KRAS-Mutated Juvenile Myelomonocytic Leukemia. Cancers. 2026;18:2236. DOI: 10.3390/cancers18142236.
